只要车门还有一个缝，吴春花就会拼命往上挤。17个座位的破巴士，有人记得最多时上了90人，座椅前后左右都挤着人，大都是农村女人，没地方坐，就坐别人身上。她们来自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一座国家级贫困县。巴士的终点位于50公里外的崇仁县工业园，那里设有一座单采血浆站，一年采浆数十吨。其中一份血浆来自吴春花，她住在乐安县北边的村子，跨县卖 血，乡村巴士是唯一选择，她更习惯称它为“班车”。班车里，柴油味混杂着汗液发酵的酸味。吴春花晕车，一晕就吐，吐到“肠子都要扯出来”，手脚发软，下车后分不清南北西东。 颠簸数小时，抽一袋750g（后改为600g）的血浆，能获得70元的误工费，这是养猪、种水稻、上山砍笋以外，她唯一的收入。她以此为业，坚持十年，手臂窝因频繁扎针皮肤凹陷，留下针眼愈合后的密集疤痕。
吴春花的大姐、三个弟媳还有几个邻居也坐过这趟班车。“我们这个车没有男的，都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来自乐安县各个角落，班车将她们送至隔壁县，也将她们的血浆汇聚于此，经生物公司收购、加工，制成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血制品，注射到血友病、狂犬病等患者的身体里。吴春花的儿子吴小明过年去外县走亲访友时，也坐过这种“班车”，和母亲的感受一样，拥挤。乡村巴士在这里稀松平常，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但母亲颠簸在这趟“班车”上的十年，他自卑过，抵抗过，逃离过，最终与母亲和解。如今，“班车”退役，母亲也不再卖 血，这段记忆被尘封在繁琐的日常里。但吴小明决定记录下来，他走近她们，无意间也走进一个广袤又隐秘的世界。
凌晨四点左右，“啪”的一声，南屋的灯亮了。吴小明躺在北屋的小床上，闭着眼，佯装熟睡。他听到母亲起身，穿衣，下床，小心翼翼地挪到堂屋，伸手去够灯绳，然后，堂屋也亮了。吴小明熟练地翻了个身，借着低功率白炽灯昏暗的光，瞥见母亲的影子在卧室门前晃来晃去。他14岁，在县城读初三，母亲近来总是早起，他起了疑心，偷偷打听，才知道母亲在“卖 血”。同村阿姨的催促声透过木门，传进房间。母亲低声回应，从柜子里取出健康证、身份证，带上一瓶1.5L温开水，关上灯，“吱呀”一声，合上木门，走入浓夜。远处传来几声田园犬的叫声。吴小明睡不着了，胡乱猜想着母亲即将遭遇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的认知就是，卖 血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子的胡思乱想，吴春花并不知情。当时，她只关心自己能否在班车上占一个座位。吴春花住在山上，她和同村的女人顺坡而下，沿途敲门，到了山脚村口，差不多聚齐了十几个人。天还没亮，她们掏出手电筒，几束橘色的光摇晃在空荡荡的泥土路上。
步行一小时后，吴春花抵达上车点。定员17位的班车已挤上四五十个女人，她们都来自乐安县周边乡镇。吴春花使劲儿往里靠，挤出了一席之地。那是2003年，吴春花坐上开往血站的班车。准确来说，是在车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没多久，她就感到头晕，挤到窗口，头往外一探，吐了。风把头发吹进嘴巴里，她来不及整理长发，又吐了，“好像肠子都要扯出来一样，黄疸水都吐出来了” 。她只能不停地灌水。别人告诉她，多喝水，水浸入血液，血浆也能跟着多起来。所以，她随身携带一只1.5L的饮料瓶，瓶子是路边捡的，拿回去洗一洗，泡一泡，出发前盛满水，不停喝，喝到“人像发胖一样，水肿”，就差不多够了。血站里已经排了好长队，她有点紧张，在大厅等着。工作人员上前安慰，不要紧，抽的是黄血（血浆），不是红血（全血），抽掉旧血换新血，还能降血脂，“一些老师也会去的”。听到这些体面人也“卖 血”，吴春花才算放了心。“吴春花”，叫到她的名字了。“不用怕啦”，护士取出针具，针头轻轻一推，扎进了吴春花的胳膊。她哆嗦了一下，手臂本能地往后退。 “那个针的针头啊，扎猪的针，都没那么大嘞！”同去的弟妹后来回忆。吴春花几十年不进医院，不打针，“就是怕痛”，但“卖 血”十年，扎针十年，她从未想过放弃。频次最高时，她一周“扎”三次，扎到手臂窝布满针眼，“扎了这里扎那里，有时候都没地方扎了。”一次，护士扎到一处还未愈合的针眼，痛得她出了一层细汗，她咬紧牙熬了过去，“要钱嘛，没办法。”
2003年，抽出一袋“啤酒一样”的血浆，750g，吴春花可以得到70块钱。丈夫在采石场扛石头，上上下下好几百斤，一天也就能挣50元。吴春花在家耕地，365天，三四亩地，一年能有两千的收入。均摊下来，一天5元。血浆带来了意外之财。“用这个方法挣钱，比较容易，身体好就可以了。”同一年，隔壁村31岁的杨莲芳也加入“卖 血”大军。当时，她蹬一天三轮能挣三四十，丈夫烧砖窑，一年能挣三四千。卖 血，为这个窘迫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增收选项。增收并不易。杨莲芳晕倒过几次。有一回，抽完血，她去血站食堂用餐，排着队，人往后一歪，就倒了，碗碎一地。还有一回，坐车返村，几十个人挤一块，中了暑，杨莲芳脚一软，倒在车上。司机和其他女人合力将她抬到树下，喂水，掐人中，好一会儿，她才出一身汗，缓过劲儿来。
她还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一次，班车为避让货车，翻进沟里。车里三十几号人，层层叠叠摞一起，呼吸都难。司机找来扳手砸开车玻璃，杨莲芳们才一个个爬出来。“有人血淋淋的，我低头一看，身上也有血，还以为自己受伤了，再检查，是别人的血。”那次，十几个人受伤，救护车来了好几辆，有人流血，有人压断手，杨莲芳的大姑，断了后脊梁，卧床半年。但这并未吓退杨莲芳，“休息了半个月，又去了。”偶尔，抽完血，杨莲芳会买点土鸡蛋，补营养。吴春花从不讲究，回家照旧下田耕地，有时候头晕，就坐在田埂歇会儿，晚上再回家烧饭。在吴小明的记忆里，母亲每次卖 血回来，“脸蜡黄得吓人，像干完一场大活一样。”“都说让你不要去，脸色这么差！”他用埋怨的语气表达担心，但他知道，母亲不会缺席。吴春花生活的抚州市乐安县地处江西中部腹地，1986年，乐安县被省政府列为省定贫困县，2002年2月又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592个、全省21个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穷怕了。”吴春花说。她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养活8个，四姐妹只有吴春花一人读了小学，但读到五年级，父亲劝她辍学，“那个时候没钱啊。”无书可读随处可见。儿子同班同学，成绩很好，念到五年级，家里交不上学费，只得辍学。“所以我们想方设法，弄点钱来，小孩读书嘛。”她不想让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
家里的窘迫，吴小明看在眼里。村里的小学只到二年级，之后，他到县城念小学，同学父母是机关干部，放学回家吃饭，他不行，他只能去中学找姐姐，三个人到中学食堂，花上一两毛钱，点一个菜，一起吃。他常听父母为钱吵架，尤其交学费前，家里没有存款，父母商量着上哪儿借。吴小明读三年级那年，家里被贫穷击溃。那年，读初二的大姐，时常头痛，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结核性脑膜炎，住院二十天后，拍了CT，送去省城复检，才知道大姐长了脑瘤，晚期。她成绩很好，班主任来看望，安慰吴春花，“阿姨，你不用愁呢，她成绩好，以后一定不用种田。”但省城医生下了最后通牒，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如果做手术，需要一万的手术费，接下来的化疗，一年至少还要一两万，“那时候，我们用人头去换，也换不到一万块钱啊。”吴春花的眼眶红了。最后，一家人决定放弃治疗，大姐从医院回了家。头脑清醒时，她会辅导弟弟妹妹学英语，一旦发作，头就像炸裂一样痛。一天晚上，吴春花正在田里干活，女儿吵着要吃米粉，她赶回家，做了一碗，看着女儿大口大口吃完。第二天，大姐走了。“我是亏了这一点，太亏了。”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放弃治疗，吴春花还是放不下，“要钱，没有啊，如果有的话，还是会博一下，虽然没救，还是会去博。”大女儿去世后，留下几千块债务。二女儿懂事早，读完初二，主动退学，“她说，读那个有什么用啊，家里还欠这么多钱。”吴春花劝说未果，任由女儿外出打工。多年后，去崇仁县卖 血来钱快的讯息，被一个外来媳妇带进村里，“去不去”，她压低嗓门问吴春花。“去啊！”她们从不明说“卖 血”这两个字，见面只问，“明天去崇仁吗？”也有村民在背后数落，“说我们就是懒，不愿意干活，就去卖 血。”话传到耳边，吴春花很不舒服，她佯装没听见，“那有什么办法呢，人家不去就不去嘛，我们需要钱。”
吴春花的大姐先她几年卖 血。 27岁时，大姐的第一任丈夫被车碾死，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后来改嫁，双方都穷，寄居他人柴房，晚上下雨，撑一把伞，一家人躲在伞下，缩成一团。柴房没床，他们卸了门板，放倒柜子，铺上干草，孩子睡柜子，夫妻俩睡门板。42岁那年，第二任丈夫脑溢血去世。次年，听远房亲戚说，崇仁县可以卖 血，便去尝试，一试九年。期间，她曾被检查出感染了小三阳，但从未后悔，“自己缺钱，没什么后悔的。”杨莲芳也不后悔，尽管很多人说，“你这么年轻，就走这条路？”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多需要钱。第一任丈夫被水淹死后，她靠蹬三轮养活孩子。生活在2003年有了起色。存下一些积蓄，杨莲芳开始建房。建完第一层，准备封顶，按照当地习俗，要请建筑工人吃饭。十几张嘴，怎么办？杨莲芳拿不出钱，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卖 血。七十块，买了十几个菜，荤素搭配，请了两桌客。那时候的七十，现在七百块都不止啊。”她平静地回忆，就像自己只是上街买了一趟菜。那几年，血站生意旺，承担运输任务的班车司机李立军，兼职成了业务员。碰到脸熟的乘客，会托她们物色浆员。
“你们那儿还有新生吗？”司机向吴春花打听，“有的话，给我们带过来啊。”按照市场价，介绍一位新生，能得到几十块人头费，新生连续卖 血三次，中间人能获得一百块的全额奖励。吴春花回家后向弟媳、邻居宣传，“你们去吗？那个钱很好拿的。”罗桂凤一听，有些心动，便跟吴春花去了。52岁的罗桂凤卖 血主要为孩子。她的大儿媳生下四个女儿，养不起，也罚不起，便将两个女儿过户给另一乡邻，她与罗桂凤的大儿子躲去外面，继续生儿子，一去好几年。留下的两个小孙女交给了罗桂凤，加上小儿子的孩子，三张嘴都要吃饭。罗桂凤每月去两次血站，挣来的钱，给孙子孙女买零食，还有零余，攒下给儿子盖房。
她从不抱怨，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一切天经地义。李立军回忆，那时的乘客大多都是女性。挤不上车的女人，耍赖拦在车前，不让车走。“车门开一点缝，她们马上就挤上来了。”按照规定，女性超过55岁，便不能再供浆。但有些女人，到了年纪，又需要钱，有人帮她们出主意，办假身份证。时间一长，相互熟识，看到谁没来，李立军还主动询问同村的女人，“xx怎么没来？家里有事吗？”李红梅不用催，卖 血16年，从不缺勤。有一回，刮大风，伞吹翻了，衣服湿了，同行妇女原路折返，“我还是坚持去了”。早些年卖 血，可以补贴家用，“卖一次血，得了几十块，就可以买点油盐回来”。李红梅家厨房里一个用了十几年的铝合金面盆架，就是她卖完血，花七十块买回来的。这些年，经济好了，但李红梅还在坚持卖 血，“我们挣不到大钱，就挣小钱嘛，挣一块是一块。”卖 血之外，她还养猪养牛养鸡鸭，下雨天，她戴个斗笠，换双雨靴，就上山砍柴砍笋，她的所有时间都贡献给了农活，“就想有点钱”。这些钱，是存给儿子的。房子也是建给儿子的。前几年，一家老小凑了四五十万，在村口建了新楼。新楼四层高，占地两百多平，很气派。 “越大越有面子”，李红梅说。起楼已花光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十几万外债，房子立在那儿，现在还未装修。“我们现在，能帮他肯定要帮一点嘛，房子欠着钱，我不帮，怎么能一下子还完呢。”两个儿子未婚，也是李红梅心头病，“一个礼金钱就要十七八万呐”，她只能拼命挣钱。吴春花夸她是“村里数一数二勤劳的人嘞”。吴春花爱美，一年置办几件新衣，李红梅舍不得花钱，她穿女儿剩下的外套，一条麻纱棉裤，二十年前花14块买的。有时候农忙，来不及做菜，她夹一块腌好的霉豆腐，就着白米饭，就是一餐。
她老说，“我没有赚钱能力哎”，省一点，就帮儿子多一点。儿子反对李红梅卖 血，吵过几次，李红梅总是有理，“你又没给钱给我，家里要开销，怎么办”，末了，又强调一遍，“你还没成家”。她说，只有两种情况会让她停止卖 血，“一个是儿子成了家，生了孩子，我要在家带孩子。另一个就是年纪到了，血站不再让我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可以打断她坚持十六年的副业。“没想过为自己？”别人问她。“自己？自己还在后面呢，等儿女们过好了吧。”吴春花卖 血，丈夫吴军贵坚决反对，“农村人本来就是卖劳力，你还去卖 血？”俩人都是大嗓门，为此吵了不少架，但一般都以吴军贵认输收尾，吴春花老呛他，“你挣的钱够吗？”再后来，妻子身体无恙，回家后该耕田耕田，该做饭做饭，吴军贵也就不吵了，“那么多人去，都没事，就习惯了”。有时候，吴春花到时间没去，他还会提醒，“今天还不去崇仁啊？”他很清楚，“家里几张嘴都要吃饭”，妻子卖 血，能缓解他肩上的压力。好几次，吴春花起晚了，怕误车，吴军贵骑摩托送她去上车点。但吴军贵从未想过卖 血，“男的要干活，不能出血嘛，男的血是珍贵的嘛。”杨莲芳也这样想。卖 血五六年后，杨莲芳的丈夫跑去试了一次，她听说后，很生气，翻出他的身份证、健康证，藏起来，她担心丈夫“把身体弄坏了”。而且，“当时都是女人去，如果我男人去，感觉会被说。”
村里的男人都知道妻子卖 血，劝过，吵过，最终都归于沉默。除了吴小明。有一回，吴春花正要起床，14岁的吴小明听到动静，从床上跳起来，他冲进母亲的房间，将正要起身的母亲摁回床上，“今天就是不要你去！”，他吼着。门外的阿姨敲门催促，“快点呦，赶不上班车了”。僵持几分钟，吴春花拗不过儿子，朝门外喊了一句，“我今天不去了，你自己去吧”，重新躺回被窝。吴小明听到门外阿姨嘟哝了一句，“你有个好儿子”。他不知道，隔天，母亲又偷偷去血站，补回了那天的损失。那时候，家里穷，很久都吃不上肉。有时候，吴春花卖完 血，顺道去菜市场，买些瘦肉，回家炖汤。有一回，她做好了肉，吴小明却不吃，她夹了一块到他碗里，“你不吃肉啊？”吴小明朝她吼：“这是吃肉吗？这是吃你的血。”吴春花很难受，但她也理解，“他也是怕我身体吃不消嘛”。很长一段时间，吴小明都生活在恐惧里，在他十几岁的认知里，卖 血总与一些“吓人”“恐怖”的事联系在一起。阻止未果，他开始逃避，甚至有些“讨厌”“嫌弃”母亲。高中时，一位同学路过崇仁血站，目睹了卖 血场景。课间休息，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见闻，“好多乡下女人，一大袋子血，她们不怕死吗？”一旁的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天啊”的感慨。吴小明也假装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事？”他瞪大眼睛，恰如其分地表达惊讶。尽管他很清楚，他们口中的“乡下女人”，就包括自己的母亲。但他“打死不能承认”，“嫌弃嘛，就是觉得，赚这个钱，丢人嘛。”他想逃离。高考结束，他选择“去远地方读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希望躲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距离并未抚平自卑，他越来越敏感。大学期间，偶然看到母亲卖 血供孩子读书的新闻，还是会心一紧，联想到自己。他清楚家里经济拮据，但却不会省钱，“就像反向对抗一样，越要我省，我越不省。”好几次，他打电话回家，讨要生活费，母亲不经意提及，“我们挣钱不容易，你要省着点花”。就像被点燃的爆竹，他朝电话吼，“不关我事，（卖 血）是你自己选择的。”他总觉得，母亲在暗示，他的学费、生活费流淌着母亲的血。他极力撇清这层关系，不断说服自己，“我爸爸卖力气也能挣到（我读书）这些钱”。他不时给父亲打电话，“如果我妈不去卖 血，你能供我读大学吗？”“供你一个人是没问题的，不那么宽松而已。”父亲安慰他。他在脑海里不停核算家里的每一项开支：父亲扛石头，一年能挣15000元；家里五亩地，收成几千元；两个姐姐外出打工，都有收入，无需家里补贴；高中学杂费，一年3000元；大学学费、生活费，一年12000元……理性计算，父亲的收入足够一家开销，吴小明松了一口气。但生活并不如公式般精确。有一年，采石场发生意外，父亲被滚下山头的巨石砸断了手臂，送去医院时，“只有一点皮是连着的”。那一次，父亲修养了半年。那半年，吴小明必须承认，母亲卖 血的收入，维持着家庭的运转。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撇不清与母亲卖 血的关系。
2010年，吴小明大学毕业。本以为，卸下家里最重的负担，母亲不会再卖 血。但不久，他接到母亲的电话，家里准备盖新房。“我们这里，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建了，我们不建就不好了。”吴春花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不甘落于人后。吴小明很生气，在电话里冲她发火，“你留着（修房）这个钱，不要再去卖 血！”吴春花早已打定主意，嘴上答应着“没去了”，每年二十几次，一次不落。吴小明很清楚，只要母亲在家，就斩不断她与血站的纠葛。2013年，吴小明换了一份高薪工作，整租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将父母接到江南居住。一开始，吴春花不愿意，吴小明威胁她，“不来就断绝关系”。吴春花争不过，随儿子去了江南。长达十年的卖 血旅程，就此按下暂停键。他带父母去做全身体检，尤其关注血液，幸运的是，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还在网络付费咨询权威医生，“常年卖 血浆对身体的危害在哪？”医生回复，最大的风险在于感染，其次是抵抗力下降，容易感冒、发烧。确认母亲没有以上症状，吴小明悬了十年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吴春花在江南住了两年，司机李立军给她打过电话：“最近怎么没见你？”吴春花告诉他，“我打工来了，不去了，儿子会骂我的。”她在江南一家火锅店打工，一月两千，“慢慢就习惯了，也不会去想（卖 血），想也没用啊。”后来她想老家，又回了江西，但没再去卖 血。吴小明没有停止探索。他继续搜集相关资料。看到河南上蔡因卖 血形成的艾滋村，吴小明有些后怕，万一那十年中途出现纰漏？他不敢深想。也第一次知道了母亲卖 血——单采血浆的价值。这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血站的血浆，经生物公司收购、加工，制成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血制品，为血友病、狂犬病等患者提供了生命源。“原来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对母亲卖 血有了新的认识。这些信息，吴春花一概不知。她只是听说，“血卖给了博雅制药”。吴小明搜索后才知道，博雅生物是抚州市唯一A股上市企业，国内血液制品巨头之一。母亲卖 血十年的崇仁血站，2007年被博雅整体收购接管。如今，在江西、四川，类似的单采血浆站，博雅拥有10余家，年采浆能力达500吨。吴春花曾为这500吨血浆出过一份力，尽管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吴小明决定记录母亲的故事。他将想法告诉吴春花，吴春花有些不情愿，“你不要写这个，写这个好丢人，丢死人了。”她在电话那头不断强调，“我们也不是说做什么伟大的事，就是家里穷，要钱，没想到为国家做贡献，真的是为了钱去的。”她不知道，我国仅有32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正常生产的仅20余家，目前，国内采浆量约为5000吨，而理论需求量约12000吨左右。为鼓励大家供血，每年中秋、端午和春节，血站还会另发30元的红包。完不成血浆量，血站工作人员会发动亲戚供血，“我的哥哥，嫂子，都叫过”，一位业务员说，他们管这个叫“亲情浆”。今年春节，吴小明回老家和母亲、舅妈好好聊了一次，他才知道，不久前的元旦节，大舅妈又去卖 血了。600g血浆，换来260元误工费，加上元旦奖金30元、路费补贴5元，总共到手295元。舅妈很开心，“300元，我们种田的人用得紧凑，还是挺经用的。”而且，她不用再坐车颠簸。2017年，博雅生物在乐安县设立了单采血浆站，卖 血无需再结伴跨县，一个人进城，“假装买个菜，逛个街，就把血 卖了，很方便。”李红梅说。她也还在卖 血。新建的血站宽敞明亮，进门处贴着“献血献浆，同样光荣”的标语。十几位妇女，躺在红褐色沙发椅上聊着天，红色的液体顺着一根细长的软管从她们的胳膊里流出来。出门两步，便是领取误工费的窗口，她们拿完钱，出门左转，消失在县城热闹的人流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后窗》，献血浆对身体无害，“卫计委的一位领导，痛风痛不欲生，献血浆献好了。还有人大的领导，县领导，都会来。”春节后，吴小明在网上发表了《母亲参与中国式“卖 血”的十年》。既是对母亲十年卖 血的回顾，也是一次自我和解。他将文章发到三十多人的家族群，原本热闹的群聊突然安静，大家像约好似的，集体选择沉默。后来，他挨个私聊看法，得到的回复是，“没看完”或者“没看”。“他们都无所谓的，我不提，都没把这个当回事。”吴小明说。他也将文章发到了老乡群，一位同在江南的女孩回复他，“我妈妈也去卖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她说，自己也是乐安人，小时候，村里妇女经常结伴卖 血，“其实并没有缺钱到卖 血的地步”。几分钟后，她又在群里补充了一句，“不过乐安那时候种田确实赚不到钱，很难供起一个大学生。”小明加了她微信。他知道，类似的母亲，类似的儿女，还有很多，他们承受恐惧，历经煎熬，他们等待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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