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如李纮在《南园答问》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自古以来，鄱阳湖流域的文学风气兴起，正是自李朝的《黎阳九歌》开始萌芽，而后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到了两晋时期，则首推靖节先生陶潜陶元亮，称他是一千多年后唯一承继屈原《离骚》之风的文化学者。
比较一下陶渊明在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这应该跟汉代后期的“大举孝廉”“大伪斯兴”有关，因为在那一时期里，由于世风浇薄，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自建安以降，社会的大动乱促使人们独立思考，追求自我超脱，个性自由的风气有关。东晋偏安，中国的政治中心首次南移到江南地区，使得大批有文化教养的士族南迁后定居了下来，使南方的士子有机会接受北方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从而促成了南方文化的大发展。由于陶渊明厌恶官场的黑暗，走上了归隐田园、追求老庄率真自得的道路，充分领略到了田园山水的意趣与生机，使他的诗文具有了平易亲切的禀性。虽然陶渊明走上了隐逸之路，但他并未忘情世事，抛弃儒教，他一方面要讥讽时政，另一方面又要避祸远害，因此，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语境，形成了他诗文风格的多样性，平易与曲折并存，静穆和愤懑兼备，融南方的温柔妩媚与北方的质朴刚健于一身。他在无形之中扭转了过去“平典似道德”的玄言诗风，又拔冗拨正了“淡乎寡味”，由华丽走向雕琢，故弄玄虚的时尚，用清新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来反应隐逸田园生活的情趣，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隐逸诗人之宗和田园诗人之祖。尽管陶渊明在他身前以及身后的数百年里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但是他给中国诗坛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不容令人置疑的。后世的诗人无一例外地尊敬他，赞美他，并且还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他。因此，唐代很多追步于陶渊明的诗人们形成了一个阵营，叫做“山水田园诗派”。杜甫在寄寓锦夔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写的诗就逼似陶渊明的诗作。白居易也大力提倡和写作“效陶体”诗歌。陆游还曾经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上的时候大发感慨说“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诗作对后世的影响之广，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自陶渊明以后，鄱阳湖流域直到中唐的开元时期，这才相继走来了诗人刘脊虚和宫廷女歌手许和子。而后、鄱阳湖上又陆续走来了吉中孚、施肩吾、舒元舆、陈陶、郑谷、沈彬等人，但是他们的艺术成就并不是太好，故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在这些人中，只有舒元舆这个人比较特别，他不仅是个诗人，他同时还是个散文家，擅长写散文。他善于使用比较细腻的文笔来刻画尘世间的风情与物事，他的代表作有散文《牡丹赋有序》等。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唐中主李璟一度将国都迁到了鄱阳湖上的豫章城里，这对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鄱阳湖流域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由于南唐王朝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朝廷，文坛的中心人物除了李璟、李煜两个皇帝外，还有重臣冯延巳。冯延巳曾经于公元948年至951年任抚州节度使，尽管他当时的政绩并不突出，但是，他把词的种子播撒在里鄱阳湖流域的土壤里，并且生根开花，长出了丰硕的果实。北宋前半期的晏、欧词派就是在冯延巳的影响之下诞生出来的。
自从南唐定都南昌以后，便在南昌城里大设教坊和花坊，广罗天下的词客与画家来教坊与花坊任教，鄱阳湖流域最早显名于世，名动天下的大画家董源和徐熙就是在南唐成长起来的。董源善用水墨写江南的山山水水，尤其工于秋岚远景，不为奇俏之笔，平淡天真，后来，，巨然继承了他的画法，世称“董巨”。为五代北宋年间的重要画派。徐熙则与董源不同，他注重写生，擅长画花木、禽鱼、蔬果、蝉蝶等，他的画作生机勃勃，大多富于野趣。
到了宋代，鄱阳湖上的文学艺术活动开始变得异常繁荣与兴旺起来。广大的文学艺术家们，大多是以群体的方式耸起在波澜壮阔的鄱阳湖上。他们或一地人才并肩接踵泉涌而出，或一门父子兄弟并秀于林，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重大领域大显身手。在散文创作方面，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鄱阳湖流域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家在其中，占了宋六家的一半。在宋词的“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几个人中，鄱阳湖上的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四占其三，而其中的晏殊和晏几道还是一门两父子的关系。在诗坛有开一代新风的欧阳修和王安石，或为一朝之压轴的诗人文天祥，或开宗立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或独创新诗体，“诚斋体”的杨万里。而在诗歌的评论方面方面，欧阳修则有首创之功，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中国诗歌鉴赏、诗歌批评的先例。在笔记类文汇方面，则更是鸿篇巨制，包罗万象，洪迈的《夷坚志》《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众皆为文学艺术界的拔萃之作，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如果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习惯，把史学以及哲学著作算在散文创作领域的话，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创作成就，就更加蔚为大观了。朱熹和陆九渊俩人采用通俗的口语传经布道，并汇编成《语录》形式流传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开了文人使用白话文的先声。都昌朱门学派的彭蠡、黄灏、冯椅、曹彦约在理学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冯椅的《厚斋易学》是目前流传于世，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易学名篇，前几年，已被四川大学出版社收入在新编的《全宋书》中。
在宋代，鄱阳湖上文学艺术能够欣欣向荣、光华四射、大放异彩，这完全得益于晏殊点燃了鄱阳湖上第一支文学的火炬，而后，又有了欧阳修的加入并接过火炬，薪火相传，他不仅在文学的理论上开创了一代新变的风气，而且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成果和骄人的成绩，奠定了北宋诗文运动胜利的基石。
鄱阳湖对宋代词坛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南宋的词坛有两大巨子都是从鄱阳湖上走出来的，他们是辛弃疾和姜夔两个人。尽管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但他在鄱阳湖上两度为官以及两官闲居之时的时间之长，创作之丰，这是尽人皆知的。姜夔是鄱阳人，也是南宋格律词派和“清空”词派的代表作者。同时，他还是一名音乐家，深通音律，多有创新。现今所存的《白石词》集中，尚有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作十七首，是当代研究宋词乐谱仅存的珍贵史料。
到了元代，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执掌全国政权。由于战争对南北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度的破坏，加上在立国之后又极度地对知识分子加以歧视和迫害，这自然就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就导致了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严重对立局面。杂剧、白话小说、南戏等新兴的通俗文学以蓬勃的生机在社会的底层流行。尽管，元代的文学艺术整体水平不够好，但是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们，能够承继宋代之余烈，在通俗文学以外的领域里取得骄人的创作成绩。虞集、欧阳玄等人主持纂修了《经世大典》；揭傒斯、欧阳玄、危素担纲纂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马端临穷二十年之心力，完成了三百八十四卷的《文献通考》巨制。吴澄不仅是一位理学的名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折衷朱、陆两大派的观点，各取其长，交叉互补，充分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革故鼎新之功。他的《尚书纂言》不承认伪古文经，极大地表现出了他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勇气。吴澄的文章从不推泥带水，语言清丽典雅，诗歌创作构思巧妙，联想丰富，具有较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明代的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的天空呈现出一派月明星稀的寡淡局面，虽然解缙的名气很大，职位也不低，还曾经主持纂修了世界上第一部超大型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担任过《太祖实录》一书的总纂修，其个人也有《春雨杂述》等著作问世，诗文都很工整，但是，解缙的作品因为缺乏思想性，缺少了政治家的锋芒，因此，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不大。
汤显祖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他是在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并成为一代戏曲艺术大师的。他的传奇剧作“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牡丹亭，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艺作品，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相比，辉耀在世界的文学之林，让后世赞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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