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鄱阳湖流域，在其中是占有不可轻视，甚至可以说是切不可忽视的光辉灿烂一页。沿着历史的时空隧道逆向追寻，我们不难发现，鄱阳湖流域在历朝历代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名家们中，便有诸如饮誉神州，乃至名驰寰宇的陶渊明、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朱耷等一些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文学艺术大家，也还有很多在文学艺术的某一方面卓有成就的历代文学、艺术家们不被人们所熟悉，他们多得如天上的繁星，令人数不胜数，叹为观止。特别是到了宋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家们以不同群体的方式崛起，使得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在中华大地之上光华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当我们站在波澜壮阔的鄱阳湖上驰目骋怀，放眼四望，鄱阳湖上迷人的风景以及她周边的山水风物尽入人们的眼帘：南豫章、北浔阳；西匡庐，东鄱阳。而紧随他们身后走来的还有新建、进贤、余干、都昌、湖口、德安、永修、共青城、庐山市等。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应该以怎样的认识，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去构建鄱阳湖文学这座宏伟的文学大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声音在谆谆告诫我们，致力于鄱阳湖文学体系的建构，就必须以鄱阳湖流域的水系为连结纽带，以鄱阳湖周边县市区为核心，以泛鄱阳湖区的县市做主干，辐射到全流域的各个市、县、区，也就是说，包括了江西的全境，以挖掘和弘扬鄱阳湖流域的人文历史为着力点，以鄱阳湖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创作源泉来建构一座宏美壮丽的鄱阳湖文学大厦。
关于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目前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所有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有一部分人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应该是落脚在鄱阳湖周边的十几个市县区上；另有一部分人们的观点是，他们大多受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分的影响，将其立足点建立在泛鄱阳湖上的三十几个市县区的基础之上。而我们通过数十年对鄱阳湖文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却不是那样认为的。
纵论鄱阳湖文学，从其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说，她决不是能够用鄱阳湖上的某一城、某一地可以来随意指代的。众所周知，一座泱泱大湖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她周边流动着的每一条鲜活水系，毕竟湖是由水的广汇源聚之后从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在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定位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应该离开“水”这么一个重要的元素，只有抓住了鄱阳湖里的水，就抓住了鄱阳湖的根，才抓住了鄱阳湖的魂。
既然抓住了鄱阳湖里的水就是紧紧抓住了鄱阳湖的根和魂，那我们就不妨顺着鄱阳湖上的赣江、抚河、信江、修江、饶河，这五大主流，以及清风山溪、博阳河、童津河、漳田河、土塘水、侯港水这六道大溪共十一大水系为线索，站在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认真地梳理一遍，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赣江，由章水和贡水合流之后，自南向北纵贯江西全境。章水，又名章江，赣江的源头之一。古时称豫章水，唐时因避豫王讳，改称章水。章水发源于崇义县聂都山张柴洞，流经大余、上犹、南康，在南康市三江乡三江口与上犹江汇合，此后又称章江，流经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西河。贡水，赣江东源、正源。发源于石城横江镇，称壬田河，在瑞金城区与黄沙河（亦发源于石城）交汇，称绵水，绵水流经会昌，与发源于寻乌的湘水交汇，始称贡水，又称会昌江，之后在会昌庄口又接纳发源于安远的濂江，继而流经于都纳梅江（发源于宁都肖田，在宁都江口接纳发源于石城的琴江），于都段又称雩江。贡水在赣县江口镇接纳平江（源于兴国），继而在茅店纳桃江（源于全南，流经龙南、信丰），流入赣州市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为东河，在八境台前与章水交汇，始称赣江。全程接纳了13条主要的支流汇入其中，总长为766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83500平方千米。
抚河发源于广昌县驿前镇血木岭灵华峰，与石城县、宁都县相邻，上游由千善港、长桥水、古竹港、尖峰港、头陂港、石梁港、塘坊港等小支流汇合而成。向东北流经广昌县，再北流至南城县、抚州市临川区，在抚州市下源村附近纳入宜黄水和宝塘水之前称为盱江，之后称为抚河。经丰城市、进贤县、南昌县之后分为两支。右支入青岚湖，左支流入金溪湖之后向北流经余干县，分两支汇入鄱阳湖。全长348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16493平方千米，
信江，又名上饶江，古名余水，唐代以流经信州而名信河，清代称信江。发源于浙赣两省交界的怀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丰溪，在上饶汇合后始称信江。干流自东向西流经上饶、铅山、弋阳、贵溪、鹰潭、余江、余干等县市，在余干县境分为两支注入鄱阳湖，沿途汇纳了石溪水、铅山水、陈坊水、葛溪、罗塘河、白塔河等主要支流。全长313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17600平方千米。
修河，古称建昌江，又名修水、修江。修河发源于铜鼓县境内的修潦尖东南侧，流经九江、宜春、南昌3市境内的12个县区，干流总长约357公里左右，流域面积达到了14797平方千米。
饶河，又称鄱江，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因鄱阳县乃古饶州府治的所在地，故得名饶河，亦称都江。饶河有南北二支，北支称昌江，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东北部大洪岭；南支称乐安河，发源于婺源县北部大庾山、五龙山南麓。南、北两支于鄱阳县姚公渡汇合，曲折西流，主河经鄱阳县西流，过双港、尧山至龙口，在鄱阳县莲湖附近注入鄱阳湖，全长313千米，全流域面积达到了15456平方千米。
一路叙述到此，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江西全境的总面积是多少？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江西全景的总面积为166947平方千米，通过计算，鄱阳湖上赣抚信修饶五大水系的总流域面积就达到了147846平方千米，占了江西全境总面积的88.56%以上，再加上清风山溪、博阳河、童津河、漳田河、土塘水、侯港水这六道大溪的流域面积，可以这么说，鄱阳湖流域应该是覆盖了江西全境，故而，站在鄱阳湖文化的地理意义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包含了豫章文化、干越文化、浔阳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山背文化、赣南客家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等等一些诸多的文化分支系统。因此，从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说，她应该是在新的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全面继承了江右文学、江西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之后，在文学的王国里应时而至、应运而生，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鄱阳湖地域文学体系，以及这么一个新生的鄱阳湖文学概念。
目前，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鄱阳湖区的有这么一种文学思潮在泛滥。每每当人们一提及鄱阳湖文学的时候，就有人把她往文学的流派上面扯，大谈鄱阳湖文学的风格流派问题，在这里，我们想大家必须要明确这么一个认识，鄱阳湖只是一个地域的名词，同样的道理，鄱阳湖文学也仅仅只是鄱阳湖流域这个地域文学的名词而已，只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而非是指鄱阳湖文学的风格。因为文学的流派，指得是因某种创作群体的创作风格一致或相近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体现在他们群体性的文学作品当中。
鄱阳湖流域并不仅仅只是一块蕴涵人文历史的红壤沃土，它还是一座孕育、产生、培养出无数文人学者的宫堡和文化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珍贵的文明遗址。
早在清代那一时期里，临川人李纮就在他的《南园答问》长文中，这样来对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繁荣情况做了如下精辟的论述：“粤自东汉，论者李朝，黎阳九歌，风雅启苗。晋推靖节，上接《离骚》，寻阳隐逸，莲社贤豪；名章伟构，水深山高，散落人间，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脊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尽江南之能事也。
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乎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成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竟美清江；高步于一朝，则虞、杨、范、揭。不参他士。廷对万言，姚、文、曾、罗，各占大魁，上书万言，则王、蔡、孔、张，并跻卿辅。他若方城经义并包一代之制科；玉茗填词，空绝千秋之乐府，犹未足视缕焉。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西被秦，南服楚，未暇问陈蔡而围郑许也。四国廪廪，若山仰岱以为宗，水朝海而争赴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在秦汉以前，鄱阳湖流域的文化图存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直到了东汉的中叶才开始有了文人学者活动的零星记载。一是胶漆相投的陈重之与雷义。鄱阳人雷义救人免于死罪，拒不收人谢金；豫章人陈重暗中代人偿还重债却不肯留下姓名。在那个“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年代，雷义和陈重俩人同时被推举为孝廉，相互之间推让十余次，成为了历史的佳话。二是“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中的徐稺徐孺子。徐孺子，南昌人。由于他不仅品节高尚，而且学识渊博，被时人称颂为“南州高士”。东汉名臣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一般不喜欢接待宾客，而唯独对徐孺子待以殊礼。陈太守在官舍特备一榻，专门接待徐孺子，徐孺子来了，就将榻放下来给他坐，等徐孺子走了，就命人将榻给悬挂了起来。
李朝，字伯丞，东汉时期南昌人，汉桓帝时为魏郡监黎阳营谒者，和平元年立张公神道碑于黎阳，朝作歌九章以颂之。他是鄱阳湖流域较早著文立说，见传于后世者的第一人。李朝既是一位诗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了解汉代画像构图艺术的艺术家。《张公神道碑》上的诗歌与汉代图像艺术的紧密联系，使得它成为汉代图像文学写作的代表和典范，《张公神道碑》的诗文成为了研究汉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的珍稀文物，曾被东汉之后的诗集、金石集反复收录。李朝亦因籍此而取得的艺术成就，彰显出他在汉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其后，亦有都昌人陶侃的《相风赋》及《逊位表》流传了下来。陶侃在《相风赋》中借物赋形，寄托自己内心难以言说的心事，表达了自己决不愿意随波逐流，碌碌无为地浪费自己的生命，一心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宏大志向。
由此可见，鄱阳湖上三个品行高洁的高士，两个跻身仕途的文化学者，一个尊重文化学者的地方官，写在了鄱阳湖流域文化史的开篇之上，这足以说明鄱阳湖上的文化及文学艺术活动是受到了清风雅韵的熏陶和精神文明的感召下创立并开展起来的。
而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陈蕃的嫡裔陈绍儒在时隔1400年后，继先祖陈蕃之后出任南昌知府，他到南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了北沥徐村。另外，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朱廷益率先模仿山东曲阜的“祭孔”之例，在江西创立了公祀徐孺子的“祭孺”制度，并选定了北沥徐家的徐廷臣、徐文华为首任的世袭奉祀人选，从而，由此拉开了官方的“祭孺”活动序幕，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的初期。
纵观两晋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里，从鄱阳湖流域走出来的文学艺术家们就有文学家、诗人陶渊明、刘脊虚、贯休、綦毋潜、陶岘、杨志坚、吉中孚、王季友、彭坑、彭张氏、吴武陵、舒元舆、施肩吾、熊孺登、郑史、郑启、卢肇、陈陶、黄颇、李潜、易重、张顶、莲花、来鹏、来鹄、沈彬、袁皓、任涛、虚中、郑谷、孙鲂、唐廪、王贞白、王毂、孙岘、程长文、伍唐珪、王定保、宋齐邱、廖匡图、李征古、廖凝、伍乔、刘洞、沈麟、毛炳、胡元龟、夏宝松；画家李元婴、董源、徐熙、曹重玄、巨然、李颇、蔡润；书法家和歌唱家钟绍京、许和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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