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封建社会皇帝表彰有贡献的人立的门楼或碑，贞节牌坊是特指为了表彰封建女性对自己的丈夫坚贞不渝，一生恪守贞节而建立的牌坊。“贞节牌坊”只是物化的昭示，核心是“节烈观”。提及“节烈观”，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当是鲁迅先生的《我的节烈观》。先生对“节烈论”横眉冷对，他在文中叩问“一问节烈
道德否？”“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鲁迅自我解答了三个疑问：节烈难么？答道，很难；节烈苦么？答道，很苦；女子自愿节烈么？答道，不愿。鲁迅在痛斥了“业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后发愿：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鲁迅的《我的节烈观》拟文时间署“1918年7月”，距2018年7月整整一百年了。同年同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贞操问题》的文章，对“中国人的贞操问题”表达了三层意见：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可以彻底研究的；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方一方面的；第三，我绝对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文学大师巴金在《我和读者谈<家>》中平静地叙述过“贞节牌坊”的
话题：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还有过抢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念《列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未见过一面的亡故之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
在
都昌县都昌镇
矶山村委会牌楼余村，存留一座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的贞节牌坊，牌坊四柱三门，红条石砌成，通高6米，面阔5.2米。正门从上到下的三层青石，上刻“圣旨”二字。中刻“节孝流芳”四字，并有方块青石块刻勒入“窃维”，载录贞节者的节烈情形。下刻“旌表文童余全宝妻李氏节孝之坊”。牌坊正门红石柱上刻联：奉养高堂妇兼子职；抚摩孤幼母代父严。牌楼余村的建村始祖是余显援（1616—1669），清初的顺治年间由余家湾迁四十七都的中堡，立“望仙中堡余村”，后来以“牌楼”命村名，是因了这座牌坊的缘故。在2008年编纂的《余氏宗谱》“卷首”，保存有旧时这座牌坊的图示，是一座三门洞开的标准牌坊建筑规式。而现在保存下来的牌楼，呈现在世人眼前，是斑驳的斗砖墙体与门楼合为一体，拱形的正门被厚重的木门封闭，两侧门砌砖而封，倒是左侧开了一门进出。显然，牌坊在180余年前建成后，被余氏后裔改造过，利用牌坊后的空地建造起宅子来，也算别具一格的利用，又起了在破“四旧”年代保护牌坊的作用。细心地把宗谱上的图案与现实的牌坊比对时，可发觉牌坊顶尖部的“方天画戟”和底座的“葫芦宝瓶”不见了。老一代村民说，戟和瓶毁于“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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