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上部）
詹幼鹏(江西都昌)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如今在余明然先生的积极参与下已渐成气候，特别是在他独立创办大型会刊《鄱阳湖文学》之后，形势已变得蔚然大观，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但余先生不忘初衷，不想居功自傲，曾经多次约我写一篇与该会有关的文章。我思忖多时，觉得还是写一篇为好：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也算是对往事和故交旧友的一种缅怀吧，于是就决定写一写这个研究会的“由来”。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是“鄱阳湖文学社”。
鄱阳湖文学社于1987年秋成立，并在县民政局注册登记，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想到当时成立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的发起人是董晋先生和张一瑛先生。
成立时的成员共8位，他们分别是：董晋、张一瑛、杨廷贵、杨喜平、李险峰、曹达福、詹幸生、詹幼鹏。
——尤为可惜的是，这八个人当中已经有张一瑛先生、杨廷贵先生和詹幸生先生三位故交，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除了要对他们表示深切地怀念之外，还要尽己所能，通过这篇文章，客观地再现鄱阳湖文学社创建和发展时的那段艰难历史，以彰显他们三位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鄱阳湖文学社成立的背景很偶然——当时，在都昌县有一个鄱阳湖诗社（现在好像是改称“鄱阳湖诗词协会”了），是一个由老年人和退休干部组成的文学社团。据后来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董晋先生当时是鄱阳湖诗社的成员之一，他在社里很活跃，经常和外县的诗友开展交流。有一次，修水县的老作家匡一点先生给鄱阳湖诗社寄来了一封信和一些诗作，信封上赫然写的是“董晋社长收”。因此，当这封信以及这样的字眼出现在鄱阳湖诗社办公桌上的时候，自然在诗社内引起了一片哗然。原因是董晋先生当时并不是鄱阳湖诗社的社长。于是，非议之词就自然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董晋先生便离开了鄱阳湖诗社。而后，他找到了张一瑛、杨廷贵和我们这些当时在县城小有影响的文学青年，提议创办一个鄱阳湖文学社的构想。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学热”时期，我们这个小县城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我们这些人就一拍即合，鄱阳湖文学社算是成立了。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办公地址，是设在都昌县农机厂的仓库（现在已经拆除，盖成了“景程新天地”小区），直到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鄱阳湖文学社的牌子还是挂在那里。因为当时张一瑛是县农机的仓库保管员，后来又承包了那个仓库，所以那里就成了文学社办公聚会的地方。仓库里面很大，平时除了一些开拖拉机和小货车的司机来买买零配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来往，便也很安静；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仓库里总能找到一些酒来，全都是一些想讨点便宜的司机们送给张一瑛喝的。可张一瑛本人又不喝酒，他就东丢一瓶西丢一瓶的滚在地上，经常让杨廷贵和我们给寻了出来，就着花生米、猪头肉来大快朵颐。
文学社成立了，决定出版一份铅印4开4版的《鄱阳湖》文学报。当时的分工是：董晋任文学社社长，张一瑛任《鄱阳湖》报主编，杨廷贵和我任副主编。八个人全部为《鄱阳湖》报各版的责任编辑，两个人负责一个版面。现在我只记得杨喜平和我是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其他各版的就记不大清楚了。
《鄱阳湖》报创刊号的刊名是钱昌照先生书写的“鄱阳湖”三个字。钱昌照先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诗词协会的会长。“鄱阳湖”三个字是董晋先生请他写的。《鄱阳湖》创刊号是在当时的都昌县印刷厂铅字印刷的，四版都套上了浅绿色，象征着浅绿的鄱阳湖水。刊头和里面的插图均出自杨廷贵之手。报纸出版后，一片淡淡的绿意，图文并茂，看上去很舒服，也很和谐。
这应该是都昌有史以来，最正规的一张民间文学小报。后来，文学社在县民政局登记备案了，并且向九江市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了一个“内刊号”（赣九内出87001号）。这个“内刊号”直到今天还一直在用，薪烬火传，一直断断续续沿用了三十多年。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主要文学活动，就是办好《鄱阳湖》文学小报，另外就是结交有文学爱好的社会青年，指导他们搞搞文学创作，或者是到一些中小学搞搞文学讲座，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从第二期开始，《鄱阳湖》文学报的刊名就换成了贺敬之先生的手迹。“鄱阳湖”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行楷，竖写在一张二寸宽的宣纸条上，也是董晋先生请贺老写的。贺老当时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和诗人，能请到他亲笔题写的刊名可真不容易，由此也可见董晋先生是下了一番狠工夫的。不过当时把钱昌照先生的字换下来，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够意思。于是在1988年钱先生逝世时，大家就在《鄱阳湖》报上写了一些纪念性的诗和文章，表示内心的悼念和歉意。
《鄱阳湖》文学报是不定期出刊的，办了四、五期之后就面临停刊的窘境，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文学社刚成立时，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张一瑛个人提供。那个时候出版一期报纸，光印刷费就要三四百元，还要向外邮寄的邮费。当时邮寄不是按“印刷品”计费，县邮局是按超重的普通信函计费，邮寄一张报纸就要一元六角钱。结果每出版一期《鄱阳湖》报，总的开支少不了五六百元。要知道，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币。结果几期下来，张一瑛也不堪重负了。
大概坚持了两三年，为了让《鄱阳湖》报能支撑下去。社长董晋就提议，谁搞到了钱，谁就当主编。这时，就有个叫做陈永林的文学青年自告奋勇出来当这个主编了。陈永林这个人当时虽然是个社会青年，但对文学非常热衷，也很有才华，更有运作的谋略，结果他就出钱当了几期主编，出版了几期《鄱阳湖》报。后来我私下问他这钱是怎么来的。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是靠“卖版面”得来的费用——原来，他把《鄱阳湖》报的第二、三、四版3个版面都卖给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一个版面收人家一百块钱，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就可以发表一整版的文章。这样每一期他就有了300元的收入，然后留下一个版面来发表自己的文章，而且还当了报纸的主编，影响力自然就上去了，真可谓名利双收哇！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县委宣传部出面干预来了，陈永林的主编也当不成了，《鄱阳湖》报又面临着停刊的危险。至于宣传部为什么出面干预，据陈永林后来对我说，是社长董晋跑到印刷厂去大闹了之后又跑到宣传部“告状”去了——陈永林虽然没有当成《鄱阳湖》报的主编，但由于有了这段时间的历练，他的创作水平却提高了不少。几年后他也去了南昌，在微型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终于成了全国知名的微型小说作家，现在已经是省城南昌某知名出版社的副主编了。
最后还是张一瑛先生出面来收拾残局，他又自掏腰包当主编，把《鄱阳湖》报断断续续办了几期。到了这时，鄱阳湖文学社几乎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这些副主编和责任编辑已经没有什么事了。1995年秋天，我离开都昌去了南昌，到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去了。在我之前，杨廷贵也到大港造纸厂当厂长去了。两年以后，杨廷贵也去了南昌，到省文联的《创作评谭》做编辑去了。当时《创作评谭》是梁琴先生在负责，她是时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洪亮先生的夫人。梁琴从洪先生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希望我过去协助她工作。但是我当时还是很看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自己又一直在搞小说创作，就不想挪窝，同时想到杨廷贵平时喜欢写写评论文章，有一定的功底，就推荐他去了。
随着我和杨廷贵的先后出走，其他的一些文友们因工作的需要以及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去了，鄱阳湖文学社差一点就成了都昌文学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幸好后来还有董晋、张一瑛等人的坚持，又有邵徽栋、余明然、许明亮诸君的继往开来，将鄱阳湖文学社改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才让这个文学社团凤凰浴火，涅槃重生。
以上就是我关于鄱阳湖文学创建时期的记忆。由于时过境迁，纰漏在所难免，但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人到老年，当年的情绪已经归于淡定，褒贬臧否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行文之目的只是想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给后人一个客观的交代，如此而已。不当之处，敬请任何人批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詹幼鹏，2017年炎夏草就）
詹幼鹏：笔名：詹斯、阿鹏。江西都昌人。教师、作家、编辑。原鄱阳湖文学社发起人之一，第二届都昌县文学作者协会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大中文系。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其中长篇15部。曾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工作5年，现受聘于南昌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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