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悲哀，在我看来，莫过于此——可以把握的不去把握，不能把握的竟拼命追求，以致到死都执迷不悟。我是说，心态这东西完全可以由我操纵，比如说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生活，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等等，都是由我说了算，可是我们却放弃了主人的位置，却身不由己地受环境这位喧宾所左右；再比如，我们在身外那无穷的且不断变着的世界面前，却几乎意识不到自身的渺小，常以一种倨傲的姿态出现，以为它不过是我们指头下的一粒算盘珠子，爱怎么拨弄，就怎么拨弄，可是到头来，连棺材怎么摆放你都无法干涉，何况功名利禄，这些人人都垂涎的东西，更不是你事先可以安排妥贴的。故达人不争，顺天应命。做这样的达人原本不是很难，可如今就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在于人类从诞生时就携带而来的病毒——贪婪。这个病毒的抗药性特别强，为根治人类的痼疾，多少好心的药理学家，为人类开出不少良方。可叹的是人们乐于使用的不大有效，有疗效的人们却害怕使用。后一种方剂，并没有复杂的配伍，其实，它只是一种单方，那就是不时的去思考“死”的命题。
“死”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从有到无的过程，当这个过程走完了，结果就进入无边的空寂。有趣的是：当我们追溯生命本源的时候，我们会有惊人的发现——生命原本也来自无边空寂。这样说来“死”并不可怕，无非是从空寂出来仍然回到空寂，这大概也是民间说“死”是回老家的原因所在吧。旷达之人明白此理，故能够泰然自乐地面对死亡
耶稣和庄子都是勇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人，都曾沉思过“死亡”——这一关涉人生的重大问题，透彻之后，都成了敢于蔑视“死亡”的人。释迦刚出道的时候，慑于死神的威力，先从意念上让自己浸泡在死亡的黑水之中，然后从中冒出来，以求得不同于肉体诞生的精神复活，他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涅槃。有涅槃经历的人是幸运的人，他必定能坦然面对伴随人生的生老病死，更不用说无关痒痛的得失荣辱，这就是超脱。超脱之人，会获得一种“轻”的体验，这种“轻”会把他飘举到无挂碍的自在境地，或许这便是佛教所称的“极乐世界”。一个超脱之人，不受外物的羁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获得了人生的至宝——自由。有这个至宝在身，焉有不快乐之理？世俗之人不能理解苏东坡在政坛上不断跌跤，一而再，再而三的遭贬谪流放，以致流落到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所谓的蛮荒之地——海南，为什么依然故我潇洒自如？这段时间，在他记录生活经历的诗作里，丝毫没有感伤情绪的流露，相反，写出了不少清新轻快的诗句，其中就有大家耳熟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就很能说明他之洒脱。凡了解苏氏生活背景的人，不会不知道，他有一位至交好友，叫佛印，他与佛印往来甚殷，且惺惺相惜。说苏东坡受佛印的潜移默化可能有点冤枉，东坡是何等玲珑之人，但在同佛印的交往中受空灵佛理的点拨，我想该是不争的事实。翻开典籍，像东坡那般透彻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他若不是以“死”作为砺石，怎能磨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闪光诗句。
从古至今，芸芸众生之中，敢于讨论“死亡”话题的人尚且不多，更不用说去作深入思考的人之少。凭什么这么说呢？就凭史书中关于“死亡”的忌讳语之多，以及风俗中对死神的敬畏。不是夸张，我们的同胞对“死”可说是噤若寒蝉，乃至谈“死”色变，甚至连圣哲孔子在学生问到“死”的问题，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居然用“未知生，焉知死”的说辞，把学生的话挡了回去。民间就更不用说了，试想：在一个吉庆的日子，有人敢挑战民情而说“死”，不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才是怪事。而在仅有的料理亡人后事的仪式里，比如收殓时道士的叹亡，很少有人在意去听，这都是源于骨子里的“怕”在作怪。倘若一个人对“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还怕丢官吗？还怕破财吗？还怕苦难吗？还怕黑暗吗？还怕……？他必定清楚，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都将随着生命的消失而不存在。因此，他不屑于用他宝贵而且有限的生命去换取一己且短暂的物质享受，而去追求崇高博大的精神生活。大家耳熟能详的“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不就是三闾大夫秉承上述人生观的见证吗？设若三闾大夫在当朝权贵面前稍微佝偻一下腰身，丰衣足食还在话下吗？，不，这不是他向往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楚国人民遭受亡国之痛。与其用国人之痛来换取卑微的人生，宁愿跣足褴褛，行吟江畔，甚至抱石沉江。这就是崇高。近代史上的谭嗣同，一提到他，人们自然联想到他就义时的两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非豪迈之人，不能横刀向天；非彻悟之人，不能笑对去留。这就是崇高激发的慷慨所致：连性命都不顾惜。印度拉甘地是世界知名人士，他明白“以暴易暴几时休”的道理，从而听命心灵呼唤而忠实践行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对敌人的耻笑谩骂，以耳边风看待；对敌人的真枪实弹，用脆弱的胸膛当盾牌迎上。一个没有坚强精神内核的人，谁能做得出？其内核就是博爱。他不仅爱水火中的人民，同时也爱得势但心灵蒙尘的敌人，尤以后者为难。如果没有大海兼收并蓄般的胸怀，是没有办法行到这一步的；如果不是看清了是人都难逃死劫这一事理，也生不出大无畏的勇气。
上面所提到的大都是历史上优秀的人物，他们的崇高品质得以产生的契机或许千差万别，但有一点相同——可能失之武断——我认为离不开对“死亡”问题的思考。
“死亡”问题，是一味观念催化剂，正如催化剂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一样，对“死亡”问题的不正确的认识，自然会对人生产生负面影响——
有些人一想到“死”，就发急，一发急，就乱方寸，一乱方寸，什么样的荒唐行为都会出现。野心家一看到国王的排场及奢华，就也想在死前拥有，丝毫不考虑作为君王应具备的才能和品质，于是便搞阴谋诡计去谋权篡位，，把一个好端端的安宁之邦弄得分崩离析，结果自己没有过上舒心的日子，人民也跟着遭殃。色狼一见到漂亮女人就想一亲芳泽，觉得死前没能得到漂亮女人的眷顾简直白活，采用的方法不是锻炼自己的能耐，提升自己的魅力，而是用强暴的手段去占有，结果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馋嘴猫看到人家吃得津津有味就嫉妒，心想为什么只有他能吃到，我死前不能吃到，不是枉活了吗？与其等到不可预知的将来，不如就在当下兑现，于是乎，不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谋取，而是采用最便当的方式——掠夺——去拿来，到头来弄得两派俱伤，即使实力强于对方，也要付出血的代价，再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下次遇到更狠的，你也会成为不道德的牺牲品（以上是就无序社会而言，在有序的社会里，即使是赢了，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死亡”问题，关涉人生。换句话说，死亡观，决定人生观。从这个角度看，孔夫子似乎应该说：“未知死，焉知生”。因为，不知死，就不知道生命的真相，而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就会胡作非为。总之，肉体的消亡，任谁也无法阻止；精神的延续，唯有崇高者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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