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这个字不知从何时起，被御用文人解读为对主子的人身依附，致使许多鲜活灵动的生命，象被人挖去了脑髓一般成了御用工具或魔龛上的牺牲。作这种解读的人，绝非“道”的护法，相反，而是“魔”的帮凶。他葬送了多少天真可爱的生命？恐怕没法统计了吧？！每当我想起岳飞的冤魂，以及诛杀方孝孺十族那淋漓的鲜血，我就对谬解“忠”义的人恨之入骨。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就刻画了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人物——宋江，每当读到它那虚伪.奸诈并且以忠臣自居的情节时，便恨不得从书中把他揪出来缚而杀之。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同情起宋江来，只因他也是被“忠”字误了终身的人。再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举国上下大跳“忠”字舞的场景，总感到落入了叫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
那么“忠”是不是应该取缔呢？
不，相反应当大力提倡。不过，对“忠”这一概念则要正本清源。造字的先贤，没有误导我们，“忠”字的本义便是人心对半想，或者说把心放当中，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上边思己，下边思人。所以此字的结构表现为上“中”下“心”，而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对字义的诠释。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忠”，那么我们在行为上就不会走极端，而是兼及彼此，顾全大小，不是一边倒，这也正符合儒家行事的准则——中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才是融洽之道。而一边倒的做法，绝对不能从根子上消除对抗，即使平静下来，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不服的种子已经种在被压制者那深藏不露的心田，只要天候适宜，就会萌发，从而导致新一轮动乱。这样一来就背离了儒家所倡导的“致中和”理念。更重要的且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是使我们的身心再度陷入因动乱带来的痛苦的折磨之中。
由此可见，“忠”不仅仅是思维方法，同时也是行为准则。一个普通人做到了“忠”，他的内心世界和周遭环境便是祥和的。同样，持国者如果做到了“忠”，那么，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内政外交没有不安宁和顺的。然而，世界各国，从古至今，真正和平发展的时间往往很短，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冲突不断.动乱连绵中度过的，其中的症结出在哪里呢？依我看，都是公民在贯彻“忠”义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一国的元首是由于大众的信赖并由大众推举而出的，原本也是此国之公民，只因身份特殊——对外代表一个国家，对内则是最高级别的仲裁，从而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势。若元首运用权势这一利器，或调动国家资源以对抗外敌的入侵，或对内用来威压群体当中私欲膨胀的不“忠”之徒，有效地维护群体的团结，国家的安定，那这位元首可谓尽职尽责了。若元首利用权势的方便，来满足自己过度的私欲，这便是对“忠”义的践踏，也是对“信”义的背弃，公民有权利要求撤换元首，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元首自觉一切都好处置，若不自觉则难办了。自古以来，权势这东西一经产生就中了魔法，谁握有它，谁就舍不得放手，除非以死相逼，因此，在集权制国家里权力的更迭常常伴有血光之灾。究其原因，就是希慕权力者，起心动念就剑走偏锋，只想到自己拥有权力后的方便，这本身就是不“忠”，上台以后，要求大家对自己尽心，能办到吗？这有如“自己打爷骂娘叫别人行孝”一样荒唐。《尚书》里就对为君之道作了明确的要求：“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意思是说，一国的元首，既要做好臣民的领导，又要成为臣民的亲人，同时还要成为臣民为人处世的表率。这是多么不容易！其实，“忠”不仅是忠于某人，更要忠于群体或由群体构成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个体与群体或国家的博弈中，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只顾个体利益而无视群体或国家利益。这一点是群体中的每一员，国家里的每一位公民（包括元首）都要铭记的。事实上，人若能理性地看待个体和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会背“忠”行事，因为只有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使群体或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获得作为个体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安全感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人不仅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作为社会的人，按照“忠”义来考虑问题，便不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入魔道;按照“忠”义行事，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此外，“忠”也是儒道中人恪守信义的表现，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此话的意思就是说，要么不答应人家，一旦答应了，就要把人家托付的事记在心中，并找准时机给人家办理。这里的“忠”是完美人格的标尺。
总之，“忠”是儒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是儒道中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尽力继承并光大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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