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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宜 历任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 委委员、常委兼副秘书长,南昌市政协常委等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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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宜,都昌人。1920年夏考入南昌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学习。在校读书期间,参加了由方志敏组织的惩办贪污渎职的校长赵宝鸿的运动,提出“办学民主,经济公开,撤换不称职的教员,刷新学校面貌”的主张,促进了南昌市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是“五四”后江西青年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法宜由此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在驻赣办事处开展的统战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组织青年服务团。江西青年服务团是经中共东南分局决定,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组织。为了达到“国民党出钱,共产党出力”的目的,因而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团长,总干事王忱负实际责任。青年服务团行政上属于江西省政府管辖,政治上和组织上主要由中共东南分局领导,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民先(民族先锋队)党员,也有国民党党员和第三党党员,它的诞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江西各派抗日青年的大联合。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奔赴南昌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流亡学生和省内失业、失学的青年的工作、生活问题。1938年1月7日,青年服务团在南昌天后宫小学举行团员入团考试,录取九百多人,10日在工专大礼堂举行青年服务团成立大会,同时举行开学典礼,黄道还在开学后不久给青年服务团团员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增强了团员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青年服务团一成立,就有近千人。东南分局特别加强了青年服务团中党的基层力量,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   向法宜担任了战地工作对第八大队的队长,从行政角度支持党的工作。因为他是黄道单线领导的秘密党员,因此不参与队里的组织生活。他给队员们的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宽厚风趣的长者。1938年8月下旬,战工八大队奉命到属半沦陷区的都昌县工作,当时团部给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协助军队抗战,承担运输、担架、破路等战时任务。向法宜根据都昌地区的斗争形势和战工队公开工作的要求,在县城开展宣传,号召群众协助军队抗战,保卫家乡;严防汉奸敌特的破坏活动;积极储存粮食物资,实行坚壁清野;加强自己武力,维持地方秩序。在都昌工作的那段时间,向法宜对当地的乡亲致以衷心的慰问,增强他们抗敌救国之情,对曾遭到反动派残害压迫的革命群众,除予以安慰外,还鼓励他们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办有苏区老同志、进步青年学生和都昌地下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学习班。当时战工八队为了改变前线城市不应有的沉寂、麻木状态,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如写墙壁标语、墙报,漫画;演街头剧、地方剧,利用茶馆演话剧等等,鼓舞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很快就把都昌县城搞得热气腾腾,充满备战气氛。1938年12月,正当工作卓有成效,在摸索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活动时,熊式辉撤消了江西青年服务团,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分别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分配到新四军闽北特委、赣东北特委及其他地区去工作,向法宜等十人进入省民政厅担任视察员。由于没有暴露身份,他和其他党员和进步青年继续留在南昌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春,向法宜发起创办了私立任远中学,以校长身份为掩护,在学校教职工中培养革命对象,发展民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黄贤度、漆欲元、向法宜三位特别党员为革命立下的功劳,历史不会忘记。解放后,他们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黄贤度先后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劳动就业委员会秘书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副秘书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江西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第六、七届中央委员,民革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九、十届名誉主任委员。2003年8月30日去世。   漆欲元先后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工农中学代校长,江西省首届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民盟江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民盟江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1975年5月12日去世。   向法宜先后担任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兼副秘书长,南昌市政协常委等职。1988年4月21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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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宜,1902年生于都昌汪墩向家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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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领导下的三个特别党员


[来源:本站 |  时间:2008-07-25 | 文章点击:| 评论:0条| 字体: ]


  抗战初期,由于新四军的组建和新四军在南昌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使南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抗日高潮。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同时成立。办事处的设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这个国民党统治区内有了一个合法的办事机构,同时它也成为南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领导核心,黄道以新四军少将参谋的合法身份担任办事处主任,兼东南分局统战部长,从而在江西揭开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序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同情和拥护,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力量,争取并团结了广大的爱国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周围。为了更有效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工作,黄道还直接领导了黄贤度、漆裕元、向法宜三名特别党员,深入推动统战工作。三位特别党员在抗战初期分别以不同身份掩护自己,努力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特别党员之一:黄贤度      黄贤度,上饶人,1908年出生。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上饶读高中,是黄道(时任上饶中学师范部主任)的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和黄道组织的“革命理论研究会”,与黄道关系比较密切。1928年上半年,因积极参加反对校长缪正贪污被开除出校。同年夏,黄贤度转入上海,在陈公博、许德珩、施复亮、李达、陈翰生等知名人士创办的大陆学校学习,大陆学校办了一年被蒋介石封闭。黄贤度去北京后又回上海上了中国公学(1929-1930年),毕业后在上海失业2年,期间,结识了广东人、共产党员李大林,在李大林处看了很多党内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杂志。1935年回上饶任教育局长。由于与地方绅士搞不好关系,之后去湖南湘黔铁路材料厂当职员,并加入国民党。抗战爆发后,湘黔铁路局将黄贤度调到景德镇,负责拆除从江西贵溪到安徽祁门段旧铁路的钢材水泥等工作。他凭着工作热情,奋战三个月完成了运输任务。1937年底,黄贤度从湖南到景德镇路过南昌,在民德路月宫饭店“南昌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见到了陈毅,后又见到了黄道,经过黄道的劝留,黄贤度未返回衡阳铁路部门,而是在南昌参加了军队抗战工作。   深入国民党政府,保护同志为了抗战,黄贤度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铁路工作。根据黄道的建议,利用在上海大陆大学读书时认识的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处长萧淑宇(国民党改组派,与陈公博关系好)的关系,黄贤度先被安排在保安13团做团指导员,1938年5月端午节前改任政训处上校组训科科长。由于黄贤度的工作性质,与政府上层接触多,情况了解多,黄道便让他注重做上层工作,利用矛盾,了解内部情况,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黄贤度利用自己的身份,把许多内部主要情况记录下来,特别是有关我党及进步人士情况,按期向黄道汇报,使中共的组织和许多党员干部得以安全转移,如夏征农、余昕等。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1938年6月,黄贤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填了一张表,即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黄道告诉黄贤度,不能和党组织发生关系,只能和他单线联系。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驻赣办事处受到特务的监视,黄贤度每次去办事处,都穿军装,遭到特务的盘问,即说和黄道是师生。由于职业关系,黄贤度与江西上层各界人士的来往较多,可以和他们经常接触,根据黄道的指示,黄贤度主动接近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和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熊式辉的侄子),配合驻赣办事处的统战工作。   保护驻赣办事处1939年3月25日(星期六)晚上,黄贤度得知在庐山前线罗卓英(19集团军总司令)下令军统宪兵8团以征用新四军的汽车为名,用武力摧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他以最快的速度到政训处打电话通知黄道,驻赣办事处人员连夜整理东西,于3月25日深夜12点,坐汽车离开南昌撤到向塘,然后转乘火车,保全了驻赣办事处数十人的生命,避免了平江事件以后的又一次惨案,为革命立了大功。   为了工作的需要,继续留在江西 1939年4月,周恩来在吉安汽车站附近一个小旅馆里秘密会见了黄贤度,当时黄贤度对周恩来说,现在环境一天天恶劣,他想离开江西。周恩来鼓励他说:你留在江西有条件,与上层有关系,只要把国民党上层情况告诉我们就够了,你是单线联系,党也不要你做其他工作,干革命不能怕死。1939年底,国民党任命黄贤度为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开始不想去,经江西省委地下党组织做工作,说明当县长可以提供掩护同志撤退、转移的中转站,他才走马上任。当时,江西地下省委派了二十位共产党员随他去上高工作,大多担任科员、区长、队长、校长等公开工作掩护地下活动,随着江西形势的恶化,帮助许多党员干部搞到通行证,让他们安全出江西,如余昕夫妇、夏征农、漆如云、胡兴渐等。1941年3月14日至4月9日上高大会战,黄贤度以县长名义发动3万人,占全县1/4人口的青壮年大力支援74军王耀武部抵抗日寇的进攻,保证军火、军粮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党员之二:漆裕元      漆裕元,江西高安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擅长英语和俄语,一向以教书为职业,历任私立鸿声、心远、国立13中等校的教员,在江西教育界有一定声望,深受学生们的尊敬。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他的思想即向往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他夜以继日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是江西文化教育界最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之一。全民抗战爆发后,他在南昌市中共的领导和启发下,思想信念更趋坚定。   1937年“八·一三”后,漆裕元亲自率领宣传队,经高安到上高、宜丰宣传八路军抗战、红军布告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初,他在黄道等人的支持下,在南昌中山路西段翘步街口创办进步的江西大众文化社(书店),经销新华日报、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革命进步书刊,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书店出版了《大众周报》,宣传抗战资料,后由夏征农介绍与蒋经国接洽,得以在梅岭政治讲习院内设立书报分销处,作更深入的宣传。当时江西省文化教育以这个书店为中心,团结了不少的进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各种资料,在江西的青年界、学生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易于掩护工作,漆裕元成为黄道单线领导下的特别党员,以便保守秘密。当时黄道对漆裕元的工作有三点指示:一是注意统一战线;二是以文化教育界的工作为主;三是以自由主义者的面目来掩护一般的同志。1938年夏,日寇日益逼近南昌,漆裕元到吉安开办了“大众文化分社”,规模比南昌还大,除销售进步的书刊外,还开办以“大众”为名的图书室、话剧团、歌泳队和读书会,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这些活动,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使书社成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从南昌撤离后,黄道曾在吉安和漆裕元谈到注意在赣东教育界开展工作的问题。不久,因黄道被国民党谋杀,使漆裕元失去了党的直接领导,仅凭黄道指示的几点原则,坚持工作。1940年11月,漆裕元在泰和罗家圩鸿声中学被捕,关入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加入了地下支部,与杨锡类、姚博等领导了要求通信之斗争并取得胜利。通过做看守的工作,使当时同关在集中营的我党中南局负责人廖承志得以脱险。直到1942年5月,经家中多方营救,花了一大笔巨额的“活动费”才得以出狱,一直未暴露其党员身份。      特别党员之三:向法宜      向法宜,都昌人。1920年夏考入南昌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学习。在校读书期间,参加了由方志敏组织的惩办贪污渎职的校长赵宝鸿的运动,提出“办学民主,经济公开,撤换不称职的教员,刷新学校面貌”的主张,促进了南昌市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是“五四”后江西青年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法宜由此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在驻赣办事处开展的统战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组织青年服务团。江西青年服务团是经中共东南分局决定,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组织。为了达到“国民党出钱,共产党出力”的目的,因而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团长,总干事王忱负实际责任。青年服务团行政上属于江西省政府管辖,政治上和组织上主要由中共东南分局领导,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民先(民族先锋队)党员,也有国民党党员和第三党党员,它的诞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江西各派抗日青年的大联合。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奔赴南昌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流亡学生和省内失业、失学的青年的工作、生活问题。1938年1月7日,青年服务团在南昌天后宫小学举行团员入团考试,录取九百多人,10日在工专大礼堂举行青年服务团成立大会,同时举行开学典礼,黄道还在开学后不久给青年服务团团员作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增强了团员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青年服务团一成立,就有近千人。东南分局特别加强了青年服务团中党的基层力量,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青年。   向法宜担任了战地工作对第八大队的队长,从行政角度支持党的工作。因为他是黄道单线领导的秘密党员,因此不参与队里的组织生活。他给队员们的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宽厚风趣的长者。1938年8月下旬,战工八大队奉命到属半沦陷区的都昌县工作,当时团部给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协助军队抗战,承担运输、担架、破路等战时任务。向法宜根据都昌地区的斗争形势和战工队公开工作的要求,在县城开展宣传,号召群众协助军队抗战,保卫家乡;严防汉奸敌特的破坏活动;积极储存粮食物资,实行坚壁清野;加强自己武力,维持地方秩序。在都昌工作的那段时间,向法宜对当地的乡亲致以衷心的慰问,增强他们抗敌救国之情,对曾遭到反动派残害压迫的革命群众,除予以安慰外,还鼓励他们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机。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办有苏区老同志、进步青年学生和都昌地下党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学习班。当时战工八队为了改变前线城市不应有的沉寂、麻木状态,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如写墙壁标语、墙报,漫画;演街头剧、地方剧,利用茶馆演话剧等等,鼓舞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很快就把都昌县城搞得热气腾腾,充满备战气氛。1938年12月,正当工作卓有成效,在摸索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活动时,熊式辉撤消了江西青年服务团,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分别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分配到新四军闽北特委、赣东北特委及其他地区去工作,向法宜等十人进入省民政厅担任视察员。由于没有暴露身份,他和其他党员和进步青年继续留在南昌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春,向法宜发起创办了私立任远中学,以校长身份为掩护,在学校教职工中培养革命对象,发展民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黄贤度、漆欲元、向法宜三位特别党员为革命立下的功劳,历史不会忘记。解放后,他们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黄贤度先后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劳动就业委员会秘书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副秘书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江西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第六、七届中央委员,民革江西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八、九、十届名誉主任委员。2003年8月30日去世。   漆欲元先后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工农中学代校长,江西省首届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民盟江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民盟江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1975年5月12日去世。   向法宜先后担任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兼副秘书长,南昌市政协常委等职。1988年4月21日去世。    黄道领导下的三个特别党员 舒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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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07-20
出卖邓演达的叛徒落网记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即开始了坚决的反蒋斗争。1930年5月,他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8月间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蒋活动。到1931年上半年,邓演达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组织建设和起兵准备等方面,都已有一定规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蒋介石当局极为嫉恨,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密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情况,并悬赏缉捕邓演达。
  

在险恶的形势下,同志们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他们劝邓演达到日本或是香港暂避,但邓演达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不明捕,也会暗杀的。”而且“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他还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当时,邓演达为了回报同志们对他的关怀,并激励全党的斗志,在党中央出版的《政治通告》中撰文说:“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他以“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来宽慰大家,一直没有离开上海。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有个干部叫陈敬斋,江西人,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为“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花光了家产,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于1928年春到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回国建党前由谭平山等倡议组党所用的名称)。1931年4月,陈敬斋在上海见到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到职以后,他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邓演达曾亲自批给他第一次100元,第二、三次各80元。陈敬斋还常在同志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机关矛盾重重,松松垮垮,与地下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6月间,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经再三考虑,决定调他去福建工作。起初陈拒不接受,经多次动员、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来个大转弯,表示愿意去福建,并要求走之前要见邓演达一面,听听指示。
  

实际上,这个灵魂龌龊的家伙,已经因被停止工作而对邓演达怀恨在心。他觉得跟着邓演达没有什么前途,革命没什么意思,而且没有钱革什么命?不如另找出路。于是,他想到了出卖邓演达,到蒋介石那里邀功请赏。
  

8月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是第三党党员,邓演达已经回国,现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惟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他还写道:“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发出信后,陈敬斋很担心一封平信是否能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便天天翻报纸,看有没有寻人启事。8月9日至12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果然登出了“钟国昌启事”:
  

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
  

兄昌白
  

陈敬斋见报后,赶紧按地址找去,见有5个陌生人在等候。其中一个穿西服的问他:“你是姓钟吗?”
  

“是,你们是什么人?”陈敬斋反问。
  

“我们是总司令派来的。邓演达在什么地方?”
  

“我还不知道,他很忙,听说不久要找我谈话,到时候就可以找到。”
  

“你怎么知道要找你谈话?”
  

“王忱心(陈敬斋的入党介绍人)告诉我的。”
  

“如果找到了,有你的好处。”
  

“给我5万块钱,我要出国留学。”
  

“只要事情办成了,留学、要钱,都可以办到。”
  

陈敬斋兴高采烈,以为这下子要时来运转了。过后,特务们又多次约他一起密谋策划,寻机行事。8月15日,特务们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人的“拘捕证”。同时,他们还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及其各部门的地下机关都一一侦察清楚,只等抓获邓演达后一同破坏。
  

  
邓演达在接到陈敬斋请求去福建工作前与自己见面的信后,向罗任一、王忱心等表示可以约他谈话,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说定。
  

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办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借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援道的私宅,由邓演达讲课。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慎重起见,邓演达在头一天夜间11时即到愚园坊20号住宿。17日午后,罗任一奉邓演达之命,将陈敬斋带到静安寺(邓是让陈参加听课后再同他谈话),等着几个约定在此集合的学员到齐后,一起去听课地点。陈敬斋进入课堂后,便急着出去给特务报信。过了不久,他佯称肚子痛,要出去买包仁丹,邓演达批准他离开。出了门,负责盯梢的几个特务急忙围上来问:“邓演达在里面吗?”陈敬斋答了一声“在”。特务们不再听他说什么,急忙让他上了汽车,送到闸北一个饭店,当夜又送他乘火车去了南京。
  

很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特务和静安寺巡捕房的中西捕探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包括邓演达在内的众多干部全部被捕。同时,设在上海各处的中央机关、总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运委员会及黄埔革命同学会等机构都被破坏。同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派侍卫王世和带了几个卫士,将邓演达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杀害。
  

陈敬斋8月l8日到达南京,被带进中统特务机关。特务询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又送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由秘书长叶秀峰接见。叶对他说:“事情办完了,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陈说:“我要到美国去留学。”叶敷衍他:“出国护照不好办,留学不行。”陈还坚持要送他“出洋留学”。叶秀峰说:“你既不愿工作,上边发给你一万元,作为对你的奖励!”叶的语气很坚决。陈敬斋听了浑身一激灵,绝望地嘟囔道:“做了这么大一件事,给我的钱太少了……”叶秀峰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发傻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是,就这所谓的万元奖金,8月l9日只给了500元,过几天又给了1500元。9月1日,侦缉队长邓警铭拿了6000元交给陈敬斋,说:“你的奖金都在这儿,我用了2000元。”毫无疑问,既然已经抓到了邓演达,这个叛徒也就成了一只破鞋,没有什么价值了。陈敬斋尽管又气又急,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事,敲他竹杠的又是什么人,也只好像一条癞皮狗,夹着尾巴回到江西景德镇。他在家龟缩了3个月,才逐渐抛头露面,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自产自销,重操家传的旧业。
  

  
邓演达被捕后,与罗任一关在一起。两人分析,愚园坊这个地方从未暴露过,来开会的人又是临时约集的,事先都不知道,特务们何以来得如此准,又如此快?而在场的只有陈敬斋一个人安然无事,所以当时便判断陈敬斋是个叛徒。
  

陈敬斋作恶回乡之后,得知邓演达已被杀害,连同他创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摧残,以为这下子“斩草除根”,自己能够平安无事了。但他哪里知道,邓演达的同志们一直牢记着这笔血债。1938年,为了抗日救亡,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经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其中有许多人从华北、华东抗日前线撤退下来到了江西。他们满怀复仇之心,多方打听陈敬斋的下落,终于找到了熟知陈敬斋情况的向法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向法宜在南昌被吸收入党。当时,国民党的败亡已经初见端倪,农工党江西省负责人何序东即对向法宜招呼道:“陈敬斋的事,可以干了。”向法宜深明其意,说:“什么时候要处置陈敬斋,我可以效劳。”
  

1949年春,人民的胜利已成定局。农工党江西省委在讨论工作时,把陈敬斋的问题列入了议程。大家分析,陈敬斋匿居景德镇之后,经营瓷业,生产平平,获利不大,手边没有大量现金,加之拖家带口,估计不会外逃;况且,事情已经过去近20年,他与外界又没有什么接触,存在别人不可能知道其底细的侥幸心理。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惊动他,但必须派人严加监视,注意他的动态。4月,景德镇解放。6月,向法宜去景德镇,特地“看望”陈敬斋。“老朋友”相见,陈敬斋颇为高兴,说了不少话。向法宜摸清了他的底。回到南昌,向法宜向组织汇报说:“陈敬斋的情况我知道了,这个人跑不了。”
  

1949年l1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在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的支持和帮助下,l950年3月初,农工党中央派陈其勋(江西人,曾和陈敬斋相识)带着公函到南昌,会同农工党江西省委,与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商定具体的逮捕方案,由江西省公安厅执行。3月7日,陈其勋和向法宜到达景德镇,同浮梁专区公安局共同作了逮捕陈敬斋的部署,行动非常机密迅速。8日上午,向法宜带了浮梁公安局两名便衣人员来到陈宅,一名公安人员单独进去后便看到陈敬斋,问他:“你是陈老板吗?”陈很爽快地回答:“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想跟你做点生意,同你谈谈。”陈敬斋很高兴,连说:“好,好,请坐。”“不要坐了,我们还是到外面谈吧。”
  

陈敬斋毫无警觉地跟着出了门,边走边谈他的生意,一直谈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这时,另一名跟在后面的公安人员走上前来,对陈说:“进去吧!”此刻,陈敬斋才骤然明白过来,知道是报应到了,惊惶地说了声:“我没有什么话说。”
  

陈敬斋被捕后,随即被押到南昌,经过初审,他胡编了一套口供,真真假假,还企图恶意嫁祸于人,以减轻其罪责。后来又被押解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署令北京人民检察署于1951年3月22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3次审讯,到4月23日下午,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季方、严信民、王一帆等应邀旁听。陈敬斋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被押上法庭。陈敬斋对其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并当面指出邓警铭曾敲诈过他2000元。审判员最后问他:“陈敬斋,对你这个案子,你自己还有什么意见?”陈敬斋答:“我罪大恶极,听候政府处理。”4月25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宣读了《军字第245号判决书》:“陈敬斋,江西都昌人,53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随后陈被押出法庭,执行枪决。
  

这个可耻的叛徒,在作恶20年之后,终未逃掉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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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下室  发表于: 2011-04-30
Re:向法宜 历任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   委委员、常委兼副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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