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清康熙版《都昌县志》，见其《艺文》卷中，赫然有明御史余濂的《请祀奏》在列。为了弄清楚他《请祀奏》的内容，我认真地细读下去，终于搞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原文是这样的：“题为崇儒祀以酬勩（yi）事：臣，闻有功于世者，食其功之报，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切照先儒陈澔，集说礼记，太宗文皇帝表彰六经，风励学者。诗易，则取程朱传义，至于书经之注以蔡沈，春秋之传以胡安国，而礼记一经，专主陈之集说者，百余年来，闾阎之诵服，学校之教养，科目之选举，皆不外此，其扶世、立教之功大矣。然，邑里无香火之祠，孔庙无从祀之典，何哉？
臣，查得景泰天顺年间，大学士商略、彭时、刘定之奏请其辞，有曰：陈澔集说礼记，虽不能蹈程朱二子之躅（zhu），亦可以追胡、蔡二氏之肩。胡、蔡既从祀，陈澔独不可从祀耶？钦蒙行下江西南康府都昌县查勘，臣闻父老曰，陈澔号云住先生，生丁宋季，至正兵燹（xian）,子孙亡散，基址、坟墓被豪强掘占，民间常藏其墓碑之残块者，当体勘之时，里甲惧罪，朦胧回报，遂至潜德之幽光未发，昭代之祀典未举，又四十余年。然而，陈澔冥漠之灵；儒者著述之功，所以慰之、报之，能不有望于今日哉？
臣，与澔共里闬（han），虽有先后之异，实得传闻之祥，故敢拳拳陈之。洪惟陛下以崇儒重道之心，为民物纲常之主，固不于陈澔从祀少靳也？但，臣，一得之愚，敢于解群疑。臣，惟蔡沈之所以从祀者，以其注书经也；胡安国之所以从祀者，以其传春秋也。今陈澔《礼记集说》，与《书经》《春秋》之传注，同表章于太宗文皇帝，神谟圣思，亲加采览，盖六经之大义，为万世之陈规，岂同道同功。如胡、蔡氏既可从祀，而陈澔独不可也？且夫杨碓剧、秦美新、许衡，甘心异代，当时之议，尚厕从祀之列，较之陈澔，孰得而孰失哉？如蒙乞敕该部褒之，赠谥载之，祀典俾得，血食文庙，更乞行下江西按察使司，提学佥事，转行南康府都昌县，立乡祠以祀之，斯文幸甚，天下万世之幸！”
读罢全文，我们不难看出，这篇《请祀奏》，就是余濂为了弘扬理学，推崇乡贤，在明孝宗宏治十三年，亦即是公元1500年的3月27日，上书给孝宗的《题请陈澔从祀奏》，他在文章中据理力争，着力陈述像陈澔这样的一代理学名儒，为什么不能像朱熹、程颐、蔡沈、胡安国等名儒们那样，一起被安排进孔庙去接受后人的祭祀呢？这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在陈澔的故里，由于经历元至正年间的兵连祸结，导致了陈澔家族的子孙散亡，陈家的基址与坟墓亦尽皆被豪强所掘占。即使民间有人保存有陈家的墓碑等残块者，也在府县勘查之时，里甲等人惧怕连累自己而含糊其辞，漏报瞒报了，这才致使陈澔的灵位，没有被列入到庙堂之中去祭祀了。即使像杨碓剧、秦美新、许衡等，那些曾经甘心服务于元朝的名流，都已经被厕祀在孔庙之内，没有受到半点的冷遇，更何况像陈澔这样正直的一代理学名儒，为什么偏偏被挡在了孔庙之外呢？
余濂一生为人正直，为官尽责。一家三代，均致力于推崇儒学。余濂的曾祖余仲庆于明成祖永乐初年，仗义纠众，捐金助修白鹿洞书院，勒碑圣殿仪门，称义民。他的父亲余嵩以明经先贡，任韶州府推官。其兄余澜，亦是贡元。余濂则是由进士及第，从而踏入仕途。孝宗皇帝在敕命中称他是“儒业起家，贤科拔隽”，又称他为官“志克慎于操修”。这足以说明余濂在朝为官时，不但忠君爱国，而且还关注乡梓，这从《请祀奏》一文中，就可以读得出来。
余濂关心故里，推崇乡贤，弘扬儒学的精神是难能可贵。他的一句“臣，与澔共里闬”，毫不避讳自己举荐同乡一事，就是个人情怀磊落坦荡的明证，这令孝宗皇帝对余濂的一片赤诚深表赞赏。明孝宗在宏治十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再一次颁发褒封余濂的敕命，称赞余濂“经术名家，科甲高第，早扬名于使职，遂超擢于宪台。按部有声，久负澄清之志；犯颜无隐，屡陈忠告之言。”“兹特进阶为文林郎。”并嘉勉说：“天下曲直皆系台评。”“庶政之张弛必先宪礼，尚懋已成之绩，益扬终誉之休。”并褒赠余濂已故之父余嵩为文林郎，“锡命推封，光生泉壤，”同时褒封余濂之母翁氏为孺人，褒封余濂之妻高氏为孺人。
尽管在当时，明孝宗并没有采纳余濂的建议，将陈澔入祀孔庙，直到大清朝的雍正年间，陈澔才终于被入祀文庙，但是，余濂其人关心社稷，心系乡梓，关爱乡贤，崇尚儒学之情，推崇礼教的热忱，是溢于言表的。
作为今天的我们，纵观今天的都昌，有那么一群现代的都昌人，他们是一群有着强烈的担当精神，有着崇高追求的文化人、文学人，应该如何去回望历史，摆正自己的历史观，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从中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言行与操守，拉近自己与先贤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重读余濂的《请祀奏》，不就能给人们浮躁的心灵来进行一番必要的净化，给人生上一堂好课，给灵魂一番有益的熏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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