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国高考制度恢复三十九周年
不是每个人都有高考机会的，这一点，大约今日的莘莘学子没有多少体会。而我们六零后的不少人却有着切身之痛。
准确讲，我是一个许多年梦想有一次高考机会却始终被挡在门外的高考弃儿。今天，我在餐桌上读了一则微信，上面有一九七七年首次高考的图片，一时间，泪眼模糊。有一次在深圳看了部电影，叫《高考，1977》，演的那些事真是太真实了，看电影的全过程，我竟然没有一刻能忍住自己的眼泪。
把时间推到四十年前。那年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读初二，眼看就到了毕业前夕了，班主任对我们说：一部分人会被推荐升入高中，一部分人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天生的秉性是喜欢说实话。当老师点名要我谈看法时，我一改其他同学众口一词的“我志愿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坦言：“我还太小，还需要读书，目前到农村去，做不了什么，贫下中农也不欢迎。”话刚说完即遭到班主任的讥讽：“你的意思是一定要读高中啰？”不等我争辩，他又说：“同学们，彭子的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公社里正在审查。”
我不知道那个暑假是怎么过的，我盼望暑假过完依然能到学校去读书。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眼巴巴地等到了同村同学刘义平领来了高一的新书，记得物理学教材是用薄薄的《柴油机》和《水泵》代替。就是这样的小册子，是那么严重地点燃我读书的欲望，使我每每夜半梦见自己在学校读《柴油机》和《水泵》却没有人理我，挣扎着求老师把我留下，直至把梦境撕破，枕边泪湿。
那个冬天，我加入了堵港民工营，披星戴月地做苦力。临近年关时下了大雪，工地一时停工。我因为太思念学校了，就一个人靸着破布鞋踩着地面上冻得严实的积雪，去了学校。找到了好友程小华，他们把我扯到了那个继续当他们班主任的老师面前。老师对我说：“听说你没有升入高中就怪我，是真的吗？”我只说了一个字：“是”就泪如雨下。
筑坝的事很苦，但能赚较高的工分，记得我那时筑坝一天能赚七八个工分，折合成人民币有一毛六分（够买一斤盐或两个鸡蛋）。所以我从不放弃筑坝的机会。眼看到了1977年冬，我如愿作为都昌民工团的一员去了矶山筑坝。
挑土的路程很长，在回程里，我从胸口里拿出一本薄薄的数学书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读书梦。
直到这时，中国人还没有高考的概念，绝对不像现在差不多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就被灌输考大学的理念。
就在一个霜天的凌晨，出工号响过之后，连长喊：考大学的回家！
考大学？大学是什么啊，考大学就不用筑堤了？这一定是特别神圣特别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事。排长看我平时看书，就说：你回家考大学吧。我哥哥也说，你就去吧。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使人怀疑其真实性。我就稀里糊涂地把被子用稻草绳子捆了，塞进了土箕，随堂哥芳孙走过八里湖，再走过县城，在一个黄土岭上，坐上了水牛哥驾驶的拖拉机。
当然是空欢喜一场。因为消息的闭塞，我根本不知道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也不知道关于报名的丝毫信息。连长叫报了名的回家考大学，我根本不在其列。发现自己被挡在门外后自然十分失落，只在家里过了三天，又一个人挑着土箕和被子去了矶山。哥哥问；你怎么又来了？我哽咽着答不出一个字。
这就是第一次高考，1977，跟我没有丝毫关系，我只是嗅到了她芬芳的气息。考大学，这么个简单的词汇，从此日夜触痛着我的神经。
转眼到了1978年春，我的父亲在南昌为生产队买牛，在街上捡到了一张报纸，上面载有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他一路欢欣，到家找大队管教育的主任，求主任能让我入大队的初中部学习。就这样我再次走进了校园。学习三天后我跟母亲提出回家，理由是这实在太渺茫，要是考不上还耽误了赚工分，对家庭来说损失太大。我的没有文化的母亲这时做出了很断然的反应：读书。从此我义无反顾，日夜苦读。这段生涯其实很短暂，不过是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在暑气还很严重的某个中午，我带着一斤多大米和一条破毛巾随一些年龄参次不齐的社会青年去了三汊港中学，参加中专招生考试。是的，我依然没有高考资格，高考，自然是高中毕业生才能参加的，我的身份依然是初中毕业生。我的高考资格就在那次愚蠢地率性说了自己想读高中的话之后彻底丧失。但这一年高中毕业生可以自主选择报考大学或中专，我虽然没有高考资格，但好似可以报考中专，就那么糊里糊涂的报名，直至考试。
那天晚上我依然在昏黄的灯光下学习到十一点才在没有草席甚至连报纸也没有的沾满泥土的楼板上伴着蚊子的叮咬入睡。
第二天一早，到池塘里洗脸，不小心掉到深水里去了。因水性好，安全问题是没有的，就是衣服湿了没有得换。就这样满身透湿地考完了第一场。
考完后，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大家估计分数线，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插言。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唯我是一个已经离开了学校差不多两年的初中毕业生。老练的考生估计平均六十分就可以录取。这时我才有了点点自信，自我嘀咕：这个成绩我是有的。但也就自我嘀咕而已，绝对不敢跟别人说。
这个估计的分数线出奇的准确，我的成绩还真是比这个分数仅仅高出二十几分。
就这样我洗掉了腿上的泥巴，读了师范学校的数学专业。我很幸运，我挣扎着有了读书的资格。但我依然没有参加高考，高考永远成了我无法实现的梦想。
1985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成了第二届（第一届要指标）电大生。
1988年，我电大毕业，横着心参加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因从中文转为法律时间太短，比录取线低20分。
1989年，信心满满再次报考华政，报考材料上贴少了八毛钱邮票误了邮寄，等都昌邮电局把我的材料打回，早已过了有效报名期。我欲哭无泪！
1990年再次报考，谁知这一年教育局长竟然不顾国家招生政策，自主确定禁止专科生报考研究生。但我还是凭着自己已经有了一项发明成果的科研能力介绍在九江报考成功。揣揣不安中还是等来了都昌教育局派人在九江高招办把我报名资格取消的消息。我找到了那个长得英俊潇洒的局长，幻想他良心发现，那个人打了几句官腔就跟我握手道别，我至今记得那只软绵绵的手给我的感觉是死尸一样的可怕。
我给已是华中工学院（华中科大）硕士生的程小华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别了，永远不来的船。
我始终不信仰佛教，到头来只能用“缘分”一词麻醉自己求学的神经。
随缘随份吧，不再悲伤，不再绝望。我这辈子注定不能入大学的门槛。
但国家的高考从1977年起风生水起，我不过一沉舟而已，旁边千船竞帆，春风浩荡。
中国，世界第一高考大国。国之盛，此一重证也。
让我的高考之痛化作一萤火虫吧，许能有些许亮光照亮学子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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