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带着家里人移山的时候，河曲的智叟说：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这段话，拿都昌方言可以这么说：孬宝哇孬宝，你真有好孬！老得要死的人，搬太行王屋山，你有这个诗能！
都昌方言中的“诗能”，有“本事”的意思，但与“本事”不同的是，“诗能”带有强烈的藐视色彩。如果甲对乙说：你有这个诗能？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这句话的意思都是甲对乙的藐视性否定。
因这带有藐视甚至是鄙视的感情色彩，我曾以为是“尸能”这两个字。对这个词思考很久之后，感觉这个词虽然带有鄙视和藐视的情感色彩，却没有咒诅别人那么恶毒，用“尸能”不合适。和很多写得很好的诗人有过交往之后，联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写诗的故事，我确认是“诗能”而不是“尸能”。那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从前，有一个财主，家里来了几个雅客。雅客们赋诗吟唱，读了点书财主崽听了一阵之后，说他也能作诗。雅客们就让他作诗。财主崽走出大门，正看见一个牧鹅女孩挥动棍子把鹅赶下河，就说：门前一群鹅，一棍赶下河。说了这两句，后往再怎么搜肠刮肚都接不下去了。财主崽的先生难为情，续了两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财主崽不服气，还要作诗，想起后面院子里正开的梨花，就打开后门对着满树的梨花说：一棵梨巴树，两个大桠杈。说了这两句，又说不下去了。先生又帮他补上两句：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童年或者少年时，我的父辈为了考效我们兄弟的文字能力，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一些文人的雅事，出类似于现在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让我们对对子，要我们背诗，但从不曾要求我们写诗。想以诗能这个词后，我认为，我的父辈认为作诗是一件极难的事，强行写诗是一件出丑的事。但在现实之中，这种不怕丑的人大有所在，他们一点也不认为写诗难。不，准确地说，他们是认为写诗对别人来说很难，但对他们是很容易的事。是以，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读小学时写作文，我的同学们最喜欢写诗。过年是这么写的：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带新帽，老头呵呵笑，小孩到处跑。就这么几句，就抵一篇作文了。那年代，教室后面没有黑板报，但有批判栏。批判栏里的文章，十有八几都是诗。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其中之一，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孔丘克己要复礼，宋江克己要招安，林彪克己要政变，某某克己要揭穿，反动人物都是坏，不得人心必垮台。
这些肯定不是诗。因为学生们写不好作文，怕写作文，就写出这些所谓的诗，以抵当写作文任务。所以，有时候考试要写作文，试卷上既说体裁不限，又说写诗得零分。
好诗，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中最好的。所以，文学评论中赞美某篇文章时，常用“诗一般的语言”，“诗一样的美”，或者“史诗一样的厚重”这样的句子。因为文人雅士太喜欢诗，就常常赞美诗，说得多了，一些普通人，特别是一些不太懂世事的年轻学生，感觉诗真是好东西，又感觉诗就象都昌的寡嘴撰的那些顺口溜，觉得诗很简单，很简单很普通的作文都不能完成时，就用所谓的“诗”来替代。他们的先生，便全盘否定他们，说他们没有写诗的能力，说他们没有“诗能”。先生们撰出来的词，就走进了都昌方言。
从诗能这个词，我们或许能发现，都昌的先辈对诗是很崇拜的，对诗人是崇拜的。因为这个原因吧，现在喜欢写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写出的诗也太多了。一天一首在“诗人”里面不算高产，“斗酒诗十篇”的大有人在。而能写好诗，或者算得上是诗的人太少了。很多的时候，那些诗类似于“一棵梨巴树”。
少年多轻狂。小学学生把写诗看做容易能说得过去。
写诗，本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正因为被都认为难，就有苦思冥想撰出一两首“四言八句”，就认为自己能写诗，就四处的显摆。这种显摆，被真有事本的斥为“没有诗能”。诗能这个词就这样进入都昌人的口头语言。
诗能，就是写诗的能力。思考这个词，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写诗的理由，虽然我确实很想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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