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的责任叙述
——读张一瑛《神仙寨》的几点断想
一
江西鄱阳湖，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在鄱阳湖区，既有广阔富饶的鄱阳湖平原，又有连绵起伏错落有致的江南丘陵，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自古就是人类的理想居住地。一代又一代的鄱阳湖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劳动活动中，把鄱阳湖地区建成了举世闻名的鱼米之乡，同时也创造出灿烂辉煌的鄱阳湖文化。
近年来，时闻鄱阳湖地区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并获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鄱阳湖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你是一个文化采风者，你可以随意走进湖边的一个村庄，请出一位长者，他们都可以“三日不炒现饭”地给你讲述关于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关于鄱阳湖湖风土人情的许多动人传说，这些传说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经典著作的原生代版本。深受中外儿童喜爱的童话《葫芦金刚》，鄱阳湖湖版本是一个妇女多年不育求助于神仙，神仙给她十粒仙丹让她一粒一粒地吃，她却因心急一次服下，一次生下十个儿子：千里眼、顺风耳、硬颈三、韧皮四……之后十兄弟又用这天生的本领与财主斗争。世界经典童话《灰姑娘》，在鄱阳湖传说中也“姐穿妹的衣”版本。在鄱阳湖湖口头传说中，充分体现了鄱阳湖湖人的勤奋、智慧、淳朴、善良，也记录了千百年来鄱阳湖人的生活，鄱阳湖传说是一部浓缩了的鄱阳湖人几千年的生活史。
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改变使得一些灿烂的古代文明被忽略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居重的鄱阳湖文化靠口头传说来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显然不适合讲究高效率快节奏生活工作的今天的鄱阳湖人，灿烂的鄱阳湖湖文化面临传承困境，在政府大力倡导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一大批有识之士拿起手中的笔，以文学的方式把千百年沉淀下来的鄱阳湖传说变成文字，自觉地成为鄱阳湖文化的责任传承者。
作家张一瑛生于萍乡，深入鄱阳湖工区生活多年，受鄱阳湖文化的熏陶，深深地爱上了鄱阳湖的人，爱上了鄱阳湖文化，鄱阳湖成为作者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对鄱阳湖的热爱，使鄱阳湖成为作家心中的图腾。在作家的家中，时有高鹏满座，作家和朋友们谈论鄱阳湖，交流鄱阳湖的文学创作，倾听他人讲述鄱阳湖的传说，作家的书房，宛如蒲松龄的“聊斋”，于是一个又一个故事变成了作家笔下一篇又一篇小说，也便有了今天的《神仙寨》。
二
“神仙寨并非出神仙，其实解放前这里土匪多如牛毛，只因此处地势奇特，整个山寨和外界只有两条盘山路相通，往东走十来里是外省境界，往西走十来里却到了邻县境内，是两省交界，三县难管的深山老林。”这便是作家笔下的神仙寨。从这些文字看来，人们难以理解作家描述的是鄱阳湖，倒容易使人误认为是湘西山区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四川与西藏交界的某处，然而，这却是作者在鄱阳湖地区生活了多年，熟稔了鄱阳湖的地理条件而描述出的艺术化的典型的鄱阳湖。
鄱阳湖地区的人们有这样一个语言习惯，在许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把湖称之为河。湖里捞起的新鲜鱼加湖水清煮，便是鄱阳湖人的一道名菜“河水煮河鱼”，人们把湖边称为“河下”，把去湖的对岸称为“过河去”，死在湖里的人为“河佬”，此外还有“河里无鱼虾也贵”，“田沟里的鲫鱼婆，见不得大港河”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语言习惯，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考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一个鄱阳湖人，我的理解是因为鄱阳湖湖汊众多，而且这些湖汊又蜿蜒曲折幽深，居住在鄱阳湖的今人其祖先大多为北方人，他们便习惯沿用了原来的语言。
鄱阳湖的湖汊曲折幽深，一个长的湖汊甚至可长达几十公里，拿鄱阳湖的湖汊与北欧挪威著名的峡湾相比都毫不逊色，常住在熟悉的地方人们可能还未感觉出这此，倘若进入一个陌生的湖汊他的这种印象便会深刻起来。人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乘一艘小船行于湖汊之中，放眼前看，不远处就是湖的尽头，然而船行到前面拐过一个山嘴，眼前豁然又是一片宽阔的湖面，如此再三，不一而已，真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在这些湖汊之中，大湖汊套着小湖汊，两岸是田地一层层，树林一片片，或三两间小屋成一小村，或几十栋房子集一大庄，鸡犬之声相闻，邑人之语相间，真真切切一个世外桃源。
今人对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原址位于鄱阳湖似乎已无疑义，“神仙寨”与“桃花源”相比似有异曲同工之处。环境是构成小说的三要素之一，特定的环境中具有特定的文化，越是地方性的文化就越有世界性，能否表现出丰厚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要在小说中呈现这些文化就必须以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典型的艺术化了的故事环境。神仙寨中，山是高山，水是大湖，在这样的高山大湖中有利于叙述鄱阳湖传说中传奇般的故事，也就有利于传承丰厚的鄱阳湖文化。
三
从《神仙寨》作品自身看，其整体结构方式颇具匠心，他采用了一种环式结构，即每则中短篇小说单篇为独立而完整的一环，但往往又通过其中一两个人与另一篇或多篇相沟连，使得整体上若合若离，有合有离，这种结构让集中的每个单篇都有一定的其他情节配合补充，或形成尾声，或更加丰满，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文体方式。
小说文体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领域，其创作主体赋予文本的审美因素，既包括作家本人的先天才赋，人格气质，性格特征，世界观与人生观，又包括作家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的认识，所接受的哲学观念，所感染的文化精神，所体现的民族性格等。我认为，作品《神仙寨》采用环式结构这种文体，便是作家感染鄱阳湖文化情愫的审美体现。
较之于作为汉文化代表的中原文化，鄱阳湖文化的成份更为纷杂。先秦时代，鄱阳湖地区的原住民为古百越民族，崇尚以傩鬼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自秦以后，中原文化的南迁并逐渐成为今天鄱阳湖文化的主体，从而使鄱阳湖文化成为一个相对纷杂的文化体系，“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便是其特征。
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其形式与所需传承的文化材料密切相关，越是丰富活泼的文体形式，就越能生动准确地承载相应的文化材料，作品《神仙寨》的这种环式结构文体，便是作家在承担传承文化责任叙述中创造性的运用，也就能更好地为文化传承服务。
四
在一些人热衷于“戏说”和“恶搞”，以“戏说”和“恶搞”已被广大群众认同的文化材料提高自己名声的今天，把传承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责任便是一种可贵的创作品质。事实上，那些“戏说”和“恶搞”出来的文艺作品只会流行于一时，而只有艺术性真实记录历史文化的作品才能受人尊重。在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的今天，真正能让人们深刻记住的大约只有象《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些真实再现时代历史和地域文化的作品。
作品《神仙寨》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距今天并不遥远，然而时光的流逝总会让人淡忘一些历史的记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文革，甚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历史都可能尘封于人们的记忆深处，阅读《神仙寨》，湖匪、日本佬、特务这些名词就能勾起人们记忆深处的往事。
展现《松山庙》中的人物于天龙参加革命的经历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责任叙述。一个解放前的杀人犯，只因为家底子穷，坐过国民党的牢，吃过苦，不愿受种田人的那份苦，便参加贫协会工作，其历史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三年之中完成了解放全中国，一时间干部奇缺，就容易使一些革命的败类混进革命队伍。同时，长期受“耕读传家”思想影响的鄱阳湖人虽然也希望出人头地，但在经历多年战乱之后，很多人都害怕政治，也就不愿，或者说不敢参加当时的革命工作。
《情中恨》的冯群与银妹仔的爱情悲剧是又一个时代的特色。冯群作为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归国后就享有了一种爱情选择特权。在那个时代，这种政治婚姻俯首可拾。然而，那个时代的政治是无情的，当冯群与银妹仔结婚后，因为银妹仔的出身问题，使冯群产生了“连做一个普通公安员都不够格了，还奢望升什么科长、局长”的思想。冯群工作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得到政治认可，从面产生了冯群与银妹仔的时代爱情悲剧。
《神仙寨》的结尾，伍凤英又疯了之后，有人发问：“怪事！等了几十年的男人今天回来，难道是范进中举，喜欢得发疯？”这一问真是振聋发聩，多少叙述语言被浓缩在这一问之中。“海外关系”、“台湾亲人”，在文革时期是多么让人悲哀让人倒霉的词语，伍凤英先是因为这个“亲人”而不能对抗政治，压抑自己的情感，难和心爱的人走到一起。到最后又是因为这个“亲人”而不能回避世俗，与张叔贵行将结婚而不能，终于精神崩溃而发疯。这个“亲人”使伍凤英和张叔贵几十年的爱情不能团圆，这个“亲人”成为扼杀伍凤英和张叔贵这对恋人爱情的“凶手”。
作者在记录这些文化的时候，是从自己的视角去看，用自己的感情去构思故事的情节，在叙述于天龙故事时，分析了于天龙的身份性格特点，没有叙述于天龙混进革命的“钻营”，而是用合理的“偶然”，在叙述冯群故事时，没有机械地设计成“霸权爱情”，而是描述了一种符合历史的“似是而非”，在叙述伍凤英故事中，没有像当时流行的的喜剧或悲喜交加的结局，而是以大悲剧的结局让读者重新思考那段历史。
五
民俗民风是地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文化的责任叙述中，不能成功地表述地域文化中的民俗民风，其创作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意义，而使作品具备了沈郁的民风民情，就标志着其文学创作水平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淳朴是鄱阳湖民风的主体，作品在《两次枪决》和《野渡口》中构思四伢仔一家人的前途命运时便充分表述了这种淳朴的民风。四伢仔死过一次之后不忘了借吴先生的两块钱，四伢仔挺身而出掩护少爷黄斌，四伢仔逃回家后，三喜老倌说要讲良心，再怎么也不能忘恩负义，要四伢仔回土匪窝跟人家说一声，在掌握了黄家大屋时还住在自己的破屋里，说别人身上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自己用血汗挣来的才实在，等等。淳朴的民风是受人赞誉的，从作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作家对四伢仔一家的同情，然而，在这两个相同的故事中，作家并没有落入好人有好报的窠臼，无一例外给予这个家庭悲凉的结局。
鄱阳湖民风不仅具有淳朴，同时也含有狡黠的成份，鄱阳湖同风是一个淳朴与狡黠的复合体。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陶渊明一方面以“便要还家，杀鸡设酒作食”来叙述桃花源的民风淳朴，另一方面，又以武陵人“处处志之”而“遂迷”表暗示桃花源人的狡黠。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老，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九江佬。”就是夸张了鄱阳湖人狡黠的一面。
《囚犯传》中的王老五便是一个淳朴与狡黠的复合体。王老五娶媳妇不要年轻漂亮的却要个胖寡妇，是因为他怕湖匪。王老五是一个真正的“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常存”的人。追踪鄱阳湖民风的成因，便是程朱理学在鄱阳湖地区的影响，同时，鄱阳湖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使得人口众多，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延续家族就势必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必须“上半夜替自己想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
六
一本《神仙寨》，百年鄱阳湖。通过作品，我们便能品味到这部作品的湖味，小说中的地名“松山庙”“镇湖庙”等，大多是有此实处或稍作变换，小说中的语言不用“漂亮”而用“排场”，不称“儿子”却称“崽俚”，鄱阳湖地区语言大量运用。深入品味作品，读者能从一个一个故事里发掘出其所蕴含的鄱阳湖旧事和传说。读完之后，犹如欣赏完一部鄱阳湖百年风云的电影传奇，对鄱阳湖的千年沧桑有了一个较为广阔而深刻的了解。
鄱阳湖以其亮丽的身影响已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灿烂的鄱阳湖文化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故事背景。可是，近年来反映和表现这一独特主题文化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或许作家张一瑛的《神仙寨》能很好的引领读者走近鄱阳湖，了解触摸鄱阳湖，进而融入鄱阳湖。
注:《神仙寨》为都昌县已故作家张一瑛的作品，作家出版社出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22 13:42: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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