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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贵先生在2003年退居二线后有一个创作计划，准备花十年时间完成一部挖掘本土文化的文学作品《番人后裔》。只因2007年大病，文章被迫中断。经编者搜集整理，有以上约八万文字同读者见面，文章从写一个村庄，逐渐显现出鄱阳湖地区的民俗、文化及人文风貌，惜未能完稿，若能引起后人对本土文化的更加理性的探索和更深层次的思考，亦不失为一件尽可能不留遗憾的事）（2009．3。）
番 人 后 裔
杨廷贵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 ——（清）曹雪芹
写了你的村庄,便写了世界。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民谚
人老了，会被历史忘记；历史老了，会被后人忘记。 ——虫贝
第一章 一方水土
面对曲家湾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现实处境，以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旨，并藉此传达出中国式经验，就不得不做一些略嫌冗长的资料铺陈。为着追根刨底，把鄱阳湖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都昌人性格锻炼成如此模样的心路历程，作一作必要的交待，在我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可能读得懂曲家湾，懂得湾里人处事何以这样，而非那样，才有理论意义上的注脚。
读者如嫌麻烦，有些章节是可以略过去不读的。
番 邑 考 略
在江南乃至鄱阳湖畔，曲家湾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就是在都昌县，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所在；更没有人晓得，小小的村庄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事实上，鄱阳湖的周边，像曲家湾这样的村子密如繁星，这样的人事也司空见惯。只是我们多般见怪不怪，已经稀里糊涂的认可了，并确认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当我萌生了要描述自己村庄的念头以后，我不得不理性地开始拷问：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究竟是些什么？我们的“草根”，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
在一些残缺不全的故纸堆里，可以约略的读出，早在夏、商、周时期，曲家湾所在的都昌县及周遭地区，为“古扬州域”。春秋战国时，称“吴、楚地，属番邑。”只是没有确认何时属吴、何时属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里就干脆被命名为“番县”。可以想见，行政区划自古以来是变幻不定的，隶属关系也自然忽东忽西，区域也忽大忽小。可以想见，早期的“番邑”，或者“番县”，它的区域并不仅限于如今的都昌县，我估摸后来的鄱阳县，也在其中。
古代的江西，从地理位置到文化形成，直处于“吴头楚尾”状态，与当时东西两边的吴、楚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很有些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意味——这可能便是它具有“番”的特质的原因所在。
早在汉以前，北方的中原文化还未播及江南时，地处赣北的区域，尤其是都昌县，被视之为未曾教化的番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旧时的小说戏文里，多称与中原为敌的部族属地为“番邦”，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等。这显然是以汉代正统文化作为尺度进行区隔的。于是不难猜度，我们这里的祖先，在古代，也应当是集群式的“少数民族”部落，也就是“番邦”，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如语言、文字、服饰、宗教、艺术、习俗等。像云南纳西族一般，有自己的东巴文化，和独特的民族个性。但是到了汉代，历史开始了改写。
刘邦打败项羽、平定天下不几年——公元前201年，置郡立县时，“析番县地立鄡阳县”，“番县”至少在名义上消失了。然而刘邦要的不只是版图意义上的疆土，要的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析番县”就是为了加强统辖的最初手段。从字面上解析，“鄱阳县”的“鄱”字，就是“番”字旁加了个“阝”部首，很可能就是从古番县拆出去的。我们“鄡阳县”的“鄡”字，同样以“阝”为偏旁补托——两县均有“阝”旁相衬，又都配之以“阳”，可以理解为两地先前的同胞及襟连关系。
可以推见，作为曾经的番邑、番县，其蛮荒之地自然聚生蛮夷之族，有朝一日突然接受刘邦集团全盘汉化的系统工程的彻底改造，最初是极不适应的，一定经过了暴风骤雨式的身心磨难。将番县拆开，又特别将其中一地取名“鄡阳”，可能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都昌过去的一些颇通文墨的文人，曾用心思对此进行过考证与剖析。他们认为，枭，乃古之极刑名，即把人杀了之后，将其首级悬于木桩上示众；用之为县名，因从“邑”而故为“鄡”地。又《左传》有云：“天子当阳”，王天下而置郡县，是“鄡阳”故。依照这样的解释，就令人毛骨耸然了。我私下里猜想，可能刘邦所部当初征讨江南时，就遇到来自番县地区蛮夷们的顽强抵抗，令其损兵折将？甚或在平定之后，番民们仍不服管束，令委派前来的行政官员头疼，无法开展工作，乃至性命不保？是因为这样，才惹得刘邦龙颜大怒，这才咬牙切齿地“析番县”而立“鄡阳县”？但是史书没有过这样的记载。据说，淮南王英布(原九江王，后投刘邦)作为异姓王，天下大定之后，终不被刘氏家庭所容，谋反事泄而被追杀，擒获后，其被割下来的脑壳，就是悬掛在鄡阳县的城头示众的。俗云杀鸡给猴子看，而这可是杀猴子给鸡们看的。
古代统治者很明白，只有进行文化改造及文化统治，才可能长治久安。但实施汉代改造工程，对野性十足、不听节制的番地土著们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在汉代系统工程中，有谁敢于拒绝教化，与行政力量相对抗，就可能意味着被枭首，甚至殃及九族。那时的番县遗民，一定度过了人性压抑、精神灰暗、人身极度不自由的漫长时日。在汉化过程中，不肯臣服但又害怕诛杀的人们，那就只有选择逃亡，逃到真正意义上的“不知有汉”的所在。于是，统治者们鞭长莫及的边陲僻壤，如云、贵、川等地，那崇山峻岭，那白云深处，就成了逃亡者的最佳去处了。事实上，云贵川等地的诸多少数民族，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有很不少的所谓“土著”，是从别处逃逸来的。例如四川的羌人，就属于北来的种族。据悉，大西南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即使远如贵州)，就是从江西迁徒过去的。我想，这其中也一定不乏从鄱阳湖地区出走的先人的。
即如现在，每见少数民族之穿戴、居所、语言、风情、歌唱，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难以言喻的亲近感。我不知道，我同其中的哪一个民族、哪一支脉，有着相同的血统，不知道。但是我明白，“析番县”时期，对本土而言，是文化上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与区隔期。也就是说，汉以前，我们这里存在过今人无法知晓的苗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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