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2〕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而且，一直把西方文明与价值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当年，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陈独秀、鲁迅是这样令国人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前不久，借着给刚刚仙逝的柏杨先生送行的机会，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感想《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其中写道：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许多学界同人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针对我的上述言论提出了各种批评。他们不但反复强调国民劣根性是千真万确实有其物，而且尤其突出地谴责我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恭，理由是对西方人的不恭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恭，对西方人的拒绝就是对现代性的拒绝。
民族自决之后，应有文化自觉
对于这些批评，我从两个方面作出回应：
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精英阶层认可和接纳西方殖民者和相关国家的精英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并不是在一般的文化传播或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是在西方国家跟中国政治实体构成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接纳不是出于知识和学术的原因，而是出于权力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我们被暴徒打得趴在地上，除了认可暴徒的权力和观点，没有别的选择。
在西方人推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对殖民地原著民的文化进行妖魔化描述并尽力摧毁之，以便原著民按照殖民者建构的“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的关系模式，来理解、接纳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这其实是侵略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战略。就此而言，近代几百年勃然兴起的西方殖民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文化毁灭者、精神奴役者。
中国精英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连续失败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进行或企图进行一系列的产业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军事改革仍然达不到预期效果之后，不得不自问自责，不得不从精神文化上、种族特征上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于是，他们被迫认可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和国民性的理解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地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进行省察和批判。这场自我批判运动竟然持续了百年之久，这一定是梁启超、鲁迅那两代文化英雄所预料不到的。简而言之，这场自我批判运动表现了中国人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在惨遭强盗屠杀蹂躏的境遇下，我们不是停留于控诉屠杀者的残忍和罪恶之中，而是从自己身上寻找沦落为弱者和奴隶的原因，以图有效地激发和凝聚起改变命运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证明了西方殖民者除了枪炮、贸易、资源掠夺的成功之外，在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上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功，后者持续时间之长，恐怕超过他们自己的预料。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殖民地居民都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当局的控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决权（但是也有许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著民等等永远失去了民族自决的可能性）。中国是幸运地取得此种成功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从文化上摆脱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样意义重大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来，我们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对自己的文化破坏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尊严放弃得太多。
第二个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否必须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才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尽情崇拜现代性（姑且对后现代反思质疑现代性的声音置若罔闻），但不一定崇拜西方或者某些西方国家。西方世界固然享有现代性的发明权，但是他们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逼迫非西方世界贡献了无数财富（掠夺之）、生命（屠杀之）和尊严（奴役之）。所以，就其生产要素和过程而言，现代性本身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我们不可忘记，当西方人在西方地区建构现代性的“文明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在所有非西方地区创造了一个充满屠杀、劫掠、奴役的最野蛮的“非文明世界”、“非现代性世界”。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并没有将“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民主、宪政”等现代性构件看做一种必须在非西方地区推广的普世价值，如果他们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那么任何殖民活动及其相关屠杀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博爱，他们怎么可能会将自己国家禁止服用的鸦片贩卖到中国来呢？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平等，他们怎么会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和走私鸦片而对中国万炮齐轰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华外交关系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直逼迫中国将严重的鸦片走私合法化，这跟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性价值如何统一起来？
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从来不包含奴隶阶级的民主权利，而只是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利益的制度模式一样，西方社会所建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只是用来协调西方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从来没有被他们用来协调西方殖民当局跟非西方殖民地所形成的权力关系。
《旧约》中的耶和华，对犹太人极尽关爱和柔情，可是对于犹太民族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他的目标是全部杀光。被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教化了一千多年的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文化实体，这种文化特性在殖民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殖民历史的发展，惨遭掠夺和屠杀的异族人群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殖民当局按照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和游戏规则，尊重殖民地居民的生存权和民族自决权。只有这时候，现代性才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杀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创造的。
自古以来，各国各族的游戏规则都由权力集团所制定，非权力集团或者说被统治的群体只能遵守之。制定游戏规则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被统治集团的钱以合法的名义流通到权力集团的腰包里。当西方人将全世界看作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来制定游戏规则时，它的目的所指也是非常明确的。直到当今时代，西方各国依然高居全球经济体系的上端，成为全球财富流通体系的终端和目的地。当年的殖民地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西方社会兢兢业业地提供资源（付出环境代价）、廉价劳动（付出血汗、健康和尊严）、利润、财富等等方面的服务。就此而言，由西方人开创和主导的殖民时代远没有结束，他们所创造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运作模式，以及以西方人为不同人种和国民规定了不同等级和地位的观念体系和文化霸权，代替了他们的军舰和枪炮，成为新的殖民武器。这种隐性的殖民往往难于被殖民者清醒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摆脱起来也非易事。因为就像军舰和枪炮所构成的权力关系难于摆脱一样，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由经济模式和文化霸权所建立的权力关系，几乎同样难于摆脱。我们正在面对着一场文化上的困境，这种境遇将会延续很长的时期。
西方人用大机器工业生产、掘地万丈掠夺地球资源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耗、高享乐的生活模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从五百年前逼迫印第安奴隶和黑人奴隶在中美洲大肆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因为大气遭受破坏就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灾害，五百年来各种各样的破坏和灾害愈演愈烈。这种惨重代价转化成财富，绝大多数被西方人享用和挥霍。可是今天的西方人却说是非西方地区的穷国造成了环境破坏，不断要求这些穷国承担修复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当他们需要向全世界攫取资源、财富和血汗时，他们强调“全球化”，可是面对“新殖民”地区的环境悲剧、经济悲剧以及遍野饿殍，他们并不以“全球一体化”的姿态承担应有的责任。由此不难看出，西方人至今没有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而仅仅理解为在西方世界协调内部关系、保障人权、保持社会和谐的原则。
非西方世界的人群所追求的现代性，肯定不是仅仅在西方地区适用的那个现代性，而应该是融入了非西方地区各族居民的生命、财富、尊严和理想的那个现代性。所以，我们追求现代性，并不必然地包含着对西方人和西方国家的崇拜，更不应该将西方人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一笔勾销。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西方社会曾经有意虚构了一个乌托邦中国，作为他们反对宗教权力的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虚构一个具有充分现代性的乌托邦西方社会，作为我们改造文化和社会的资源呢？这种思路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历史境遇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模式。西方人在中世纪后期虚构的乌托邦中国，安安静静地横卧在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之外，跟西方很少发生现实的关系。而近代以来被我们逐渐建构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却是一系列殖民国家所形成的具有现实性的权力实体，而且他们以各种方式建构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关系。现实中的关系只能在国际平台上按照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平等相处，而不可将关系的某一方乌托邦化。如果不警惕这种将某个实体乌托邦化的倾向，就不利于我们摆脱曾经广泛存在而且至今依然部分存在的权力关系。
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在其争取平等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义正词严地反抗一切强权和压迫。如果他只知道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强权和压迫，却不愿意反抗来自国外殖民者的强权和压迫，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如果只能认识滋生于本国内部的权力关系，而不能认识来自国外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这是极具历史性的错误，这是极具现实紧迫感的命题。我们日复一日地强调“国民劣根性”，自省自责一百年而不想终止，正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之一种表现。
极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实准确，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奉为金科玉律，而必须首先解除双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权力关系，然后再以平等之心来研究这种描述的价值。
好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学人已经洞悉了文化上、精神上这种权力关系对于我们的巨大伤害，看穿了“国民性”话语体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因素及其言说的片面性。当下之中国，需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谋求发展之路，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必须从充满殖民权力色彩的国民性话语迷魂阵中挣脱出来。
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正在觉醒，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很可能正在悄然开始。
注释：
〔1〕〔2〕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4、760页。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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