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的个体行为，在其身后，必然存在着一个不法的利益联合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大量的票源，在车票供不应求之时予以不同程度的加价，损害了数以百万计的购票者的利益。
关系网截流了多数票源
要弄清票贩子手中的票是怎么来的，就先得弄清北京铁路局与全国其他路局相比，票源为什么紧张？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比如我们上车调研的107次，共有17个车厢。其中1~5节车厢是硬座，每车厢定员118人，5节车厢共定员466人；6车厢是餐车；7车厢是软卧，定员30人；8~17车厢是硬卧，每节车厢定员60人，10个硬卧车厢共定员600人。
一列火车的硬卧定员是600人。
通常情况下，600张票都是怎么分出去的呢？如果以100张票为单元的话，通常被划分为六个单元处理的。
第一单元：中办、国办、中央军委要留一部分（尽管用这些票的人可能是中央领导的保姆，但也必须留出来）；
第二单元：公安部、文化部、外贸部等国家八大部委得留一部分；
第三单元：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级的媒体得留一部分；
第四单元：全国各省的驻京办事处、各大酒店宾馆的旅行社得留一部分；
第五单元：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公安局的领导，北京四大站的站长每人得分几张，专门用于特殊情况的批条子，这一块又出去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按道理应该留给普通民众了，但又有约六七十张票流入票贩子手中，因此，留给排队买票的旅客只剩下二三十张了。就这二三十张的竞争还没结束，因为售票时间一到，全国各联网代售点都在同时抢这一张票，谁的手快谁就先抢到手。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旅客排队，三天三夜都排在第一，但售票员永远告诉他，没票了，不是她不给你卖票，而是电脑里没票了。
由此可见，北京的机构多、官位高、有钱人多；办事讲究效率，不在乎用钱去砸开关系网。铁路这张关系网，在北京尤其有优越性。
根据我们的调查，票贩子手中的票通常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通过铁路局内部职工获得；二是通过代理的方式获得票源；三是通过雇佣大量流动人员排队，抢购窗口车票，然后加价出售。在以上三个渠道中，第三种办法获得车票的成本高，耗时长，又存在相当的风险，是票贩子不得已的下策。除此之外，票贩们还另有特殊渠道。那些专门留出来的数百张票，它的使用率通常情况下只有67％，那些用不上的票，就从四面八方通过种种渠道流到票贩子手中，再由票贩子加价后，流向旅客手中。
比如老票贩子“马大姐”，被警方抓过无数次，甚至劳教过两次，但每次都有方方面面的领导出面捞人，令人不解的是，一个票贩子的事，竟能捅到中央、国务院。
无根新移民
经过十数年的磨合及利益共谋，北京站和西站以它容纳百川的特性，于不经意间，就地培育、庇护和滋养了一个畸形阶层——票贩子。
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加价20至100元不等，出售火车票。这种售票点，几个人就可以开。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就行，立个牌子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售的，就开张了。
目前，经北京铁路局批准，在全市范围内设有300个火车票代售点。每个售票点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二、必须购买北京铁路局提供的价值7万元的电脑售票机；三、每年向北京铁路局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按照铁路局规定，这些代售点每卖出一张票，允许收取5元钱的手续费。但对于经营者来说，这无疑是无利可图。于是，他们常采取另一种变通的方法获利：即非法再注册一个火车票售票点，每售出一张票加价30~50元不等，而合法的售票点则暗中提供票源。万一非法售票点被人举报后，被警方取缔，只要不交待供票方，合法代售点照样经营。
据调查，这类非法代售点，在北京约有800~1000家。无法详细统计具体数字的原因是，刚开没几天的点，被警方打掉后，过不了多久，托关系一找，又开了。这个市场一直处于开开关关的状态。
在我们访谈的票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是14岁，年龄最大的77岁。值得回味的是，那名14岁的小票贩子就出生在北京站，他的成长环境就是北京站的环境和倒票环境。他的父母80年代末期就来到北京站倒票。因此他是真正的第一代倒票者的后代。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一个绰号叫“小欧巴”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常常有人开玩笑帮着他指认父母，总之，他是个私生子，当然也以倒票为生，是票贩队伍中的“小老泡”。在北京站泡大、耗大的，哪个角落都是他的家，哪儿又都不是他的家。我们几次见到他时，他都忙着拿票，开一辆时尚的带斗大摩托。据说因为有钱，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办15天的拘留，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人。凭经验，警察认为他过一段时间又会冒出来，但那时已没有理由拘他了。在北京站和西站长大的“小欧巴”们，虽然没上过学，却早已练就了对付警察的种种游戏，他们的社会经验老成，即使不从事倒票，改行做其他生意，也游刃有余。只是，这种怪异的成长环境导致的畸形心理，这种污染教育下的怪胎，与所倡导的和谐社会而言，是个不和谐的音符。在涌入京城的务工队伍里，如果说“留守孩子”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那么在无根环境里长大的“无根孩子”的问题正浮出城市水面。
我们先后多次深入票贩子的居住区域进行观测，发现他们的实际生存空域比我们想象的要脏、乱、差很多，这种态势上的恶劣程度与他们可能的收入成反比。
第一类，倒票获得丰厚收入，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大多在城区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住，这就是所谓的“上楼”型。而他们自己为了倒票的方便，大多数仍在车站附近租房。
第二类，已经挣到不少钱的票贩子，为了倒票的便利，有条件在北京两大站附近租房，像江擦胡同、镇江胡同及治国胡同。这个区域的月房租约在500~800块左右。这就是所谓的“平房”型。
第三类，倒票所赚的钱只够维持生计的人，大多住在城乡结合部，比如39路和43路终点站附近的票贩子们，选择住在这些区域，一是图房价便宜，月租档次200~300元不等;二是图交通方便，两路车都直达北京站，上下班方便。尤其是宋庄一带的出租屋都在地下室，七八平米一间，小得像个鸽子笼，一层地下室能有一两百个“鸽子”屋。这就是所谓的“鸽子笼”型。
第四类，倒票没赚到钱，但又依靠倒票生存的人，大多住在北京城区的郊县，比如通县、昌平一带。
第五类，多是些东北籍的年轻人。白天在两大站倒票，晚上坐车赶到通州的八里桥一带去看场子，那里有四十余家发廊和歌舞厅。这就是所谓的“看场子”型。
我们在调查中得知，票贩子中的“老泡”们，在是否继续从事倒票、是否转行的问题上，考虑最多的是国家针对他们的行为将怎样立法。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就是票贩子们的损失是否大于收益。票贩子们倒票所获得的收益，如果大于倒票失败受处罚之后所损失的，其中包括面子损失、精神损失、金钱损失等等成本损失，他就会继续倒票；相反，他就不干了。正如票贩子老菊花和张安所言，“如果把退票口接票的人抓一个判三年，把拿票的人抓三个判三年，那么，北京站的票贩子立马都消失了，没人愿意再干这一行。”
挣钱多，受气更多
被访者：锅底，42岁，东北人，初中毕业
这是距北京西站南广场约一站地的一个社区，锅底住在其中一个略旧些的楼房里的一层。锅底告诉我，这间屋子属于他了。包括地下室的600平米在内，他花了35万买了下来当旅馆，他手下的二十几个员工都住在地下室。锅底在西站还与人合伙包着三个电话亭，一个休息室，他抱怨现在的生意很难做，各路神仙都得拜到，得罪谁都不行。
问：你都做那么大生意了，怎么还倒票？
锅底笑：不倒票怎么生活？你去问问，凡是在车站做生意的，哪个不沾票，不沾这玩意，他就不用在车站这地方干了，可以换个地方嘛，还安全。告诉你吧，这些人在淡季时，做自己的生意，一旦有机会，一到旺季，那是“全民皆兵”啊，组成一个倒票的大队伍。
问：你手中的票是从哪儿拿到的？
锅底神秘地一笑，说：这事您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跟你说，但你是聪明人，肯定会想到售票厅里咱有人呗。
问：你是跟售票厅里的售票员有关系吧？
锅底：哪个拿票的跟售票员关系不好呢？售票员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就亲耳听过售票员对一个票贩子说：“喂，我那手机怎么不好使了呢？”“我家小儿子啊，今年上初中，需要用电脑了。”只要售票员一发话，你看吧，那些票贩子不是塞钱就是买好东西送上门。
问：北京站和西站相比较，哪边好倒票？
锅底：北京站有好车次，像上海、南京、大连，这些车上的乘客有钱人多，好侃票，只要给好铺，他们不在乎加几十块钱。比如今天，青岛、大连归票都一百多。而西客站始发的车主要是京九线、京包线，坐车的人都没什么钱，穷人多，所以很难挣到他们的钱。
(《北京纪事》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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