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校园里的共产主义生活”
（二）
半个月放一次假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同学们回家补充下半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实际上主要也就两种：米和菜。那个时候周末不是休两天，而是一天，星期天。学校一般是放一天半，星期六下午放学，星期天晚上必须到校上晚自习。由于大家住的比较远，而且分散，另外农村地区没有公交车，班车是有，但顾名思义车次很少，并且时间、路线不一定合适；因此大部分同学上学、放学主要靠步行，远的要走上十多公里路，包括山路，路上来回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因此实际在家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天。到了毕业班的时候，改成一个月放假一天。
实行双休日是10多年后的事情，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发布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从该年5月1日起实施。双休日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成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回到家里，休是休不了的，因为要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干活，好在不太需要动脑子，因此还是得到休息的；我可能是回家次数比较少的缘故，关于在责任田里干活的记忆较之早先在生产队反而要模糊得多。最深的记忆还是与水有关。当地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它的生长离不开水。我的故乡虽然河汊密布，自然是不缺水的。但可以方便地用来浇灌的水却是十分困难的。农业用水不外于两种：一靠老天爷下雨，这要看老天爷的心情，而且不一定能够赶上农作物生长的时令；二靠老祖宗留下的池塘蓄水，丰水的时候可以直接放水到稻田；但多数时候是靠一种叫水车的农具，木制的，很长，靠人力驱动刮水板把水从低处带到高处。碰上天旱，池塘的水位很低，一节水车不够，就需要多节水车，梯次地把水驳上来。
有一个周末回家，当时天大旱，大约已经半个多月没有下雨了，而且什么时候下雨还没有任何的迹象。家里的责任田干得快龟裂了，于是全家老少齐出动用水车从很远的一口池塘里驳水，池塘也很干，差不多见底了，为了能够取到水，我们动用了四节水车。水是驳上来了，但由于水源离农田太远，沿途的水沟也干渴的很，连吸带漏，能够流到田里的所剩无几，全家人忙活一整天，累得筋疲力尽，灌溉了不到一亩田。当时我的感觉这哪是个事？但又不敢说，所以三十年来记忆深刻。
星期天下午，大约艳阳过后，我们开始陆续返校了。用一根专用的比较短的扁担，一头挑着米，一头菜和其它的一些必需品，有时也带些红薯之类。担子倒是不沉，但要挑着走几里甚至十几里乡村的小路，那还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尤其对那些女同学，当然这是我现在的想象，当年她们可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一点不比我们差。读高中的时候，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父亲是要多干些农活的，一般是尽可能的从学校早走晚回，因此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但这也不用担心，大约走出村子不远就可以碰到我的同学们结伴同行，虽然有的不是很熟。
有一个周末，大概是涨水的季节，通往学校最近的新妙石子桥被淹了，我不得不绕道较远的杨岭桥过徐埠河，再过龚家庄，走苏山、新妙、左里三个乡的结合部返校，路程大约远了三倍，而且由于洪水淹没了一些路段，局部不得不再次绕行，因而实际的路程要更远。当然也我第一次实地考查了什么叫湖汊，什么叫“围湖造田”。只是我从小比较体弱，挑着担子走得气喘吁吁，于是找了个树荫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忽然发现比我住的更远的袁金英等女同学从后面快步的走过来，身轻如燕，飘然而过，居然一边走还一边嬉戏打闹，全不费力。当年，我们是不会打招呼的，虽然似乎那一群快乐的天使中还有我的同班同学。
袁金英同学我是认识的，至于当年她认不认识我，我不知道。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她是我的同年，比我小几个月。但她比我要高一届，可见上学是比较早的。她是当年的“校花”之一，漂亮是自然的，而且轻灵飘逸，似乎总是在与女伴们追逐、奔跑，长长的秀发飘在空中，伴随着银铃般的笑声，象风一样，从徐埠中学开始。
半个月的生活必须品中，米在1981年之后对大多数家庭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自然也不能放开吃，得计划着。菜自然是自家种的，新鲜菜不能保鲜，因此都是干菜、腌菜了。有干辣椒、干豆角、腌芥菜、腌洋姜等，但以干萝卜丝为主。
萝卜，十字花科二年或一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类蔬菜，又名莱菔、 土人参。高20-100厘米根肉质，长圆形、球形或圆锥形。中国各地均有栽培。萝卜品种极多。根可作蔬菜食用；种子、鲜根、枯根、叶皆入药：种子消食化痰；鲜根止渴、助消化，枯根利二便；叶治初痢，并能预防痢疾；种子可供榨油工业用及食用、药用。
萝卜营养丰富，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的说法。萝卜的营养价值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肯定，所含的多种营养成分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萝卜含有能诱导人体自身产生干扰素的多种微量元素，对防癌，抗癌有重要意义。
以上自然是摘自文献的说法，我完全认同，想补充的是新鲜萝卜还可以切成丝，晾干后用少许油、盐炒熟、起锅，自然降温后盛在菜筒里，是80年代农村学生下饭的最好的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保质期长，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当年的我们难道不是靠吃萝卜丝生活，而且一个个都生龙活虎的？
有的同学可能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萝卜丝，或者想换换口味，特别是加点荤的。某一天早操的时候，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我们高二时的化学老师蔡老师，突然领着几个学生到操场前面的主席台上，我一看乐了，原来都是我徐埠中学初中的同学：王青平、袁红冬、刘志坚等。他们跑到校园外面的湖沟里抓青蛙来煮着吃，被蔡老师发现了，要他们上台来做检查。是否尝过青蛙肉的味道，我不知道，假如尝过，做一次检查倒也不冤枉。另外，当年抓青蛙是不违法的，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但与学校的校规不符，尤其有安全的问题，因此蔡老师要他们面对全校师生做检查是完全正确的。
前面提到我与上面的几位同学在徐埠中学的池塘里摸过鱼，而且煮着吃了。但他们几个冬天的时候还一起到山上捕过冬眠的蛇，这我倒是后来知道的。据青平后来说，他们到山上，找那种有蛇进出迹象的洞穴，挖开基本上能够抓到蛇，有时还是很大的，有没有毒不知道。万一惊动了冬眠的蛇，咬了他们一口怎么办？想来还是很后怕的。另外，听他们讲抓蛇倒不是为了吃，而是合计着拿到徐埠街上卖了换钱。捕蛇的事他们没有叫上我，也幸好没叫我，我生平是最怕蛇的，包括美女蛇。当然，捕蛇的事蔡老师是不知道的，但光抓青蛙的事就足以使老师得出教育学上得悖论：调皮的学生走上社会后一般都很有出息，因为抓青蛙的几位同学后来都混的很不错。这个故事和结论，随着蔡老师的工作迁移，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场合讲过，最近的一次当然是去年青平和我去看他和顾老师的时候讲的。
说到调皮，李锋同学肯定是其中之一。他倒没有邀请我一起去抓青蛙，可我们有合伙买牛肉来炖着吃的历史。在我的老家，牛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耕田的。因此一匹牛可能顶一个家庭一半的劳力和一半多的家产。但如果牛不幸病死了，主人为了多少弥补一些损失，就把牛肉拿去卖，同村的乡亲们也会分着买一些，分摊些损失。但村里乡亲能够承担的毕竟有限，于是主人会挑着牛肉上别处卖。有一次，记得是周末，天下着大雨，有两个男人，表情很悲戚，挑着牛肉到学校卖。那个年代“疯牛病”还没有听说过，大家对病死的牛肉不忌讳，猪肉则不然。另外，只要是卖的牛肉，肯定是病死的，不存在以次充优，买家、卖家用不着多说什么—并且“假货”这个词还要等几年后才出现呐。
由于是周末，而且是轮上放假的时间，学校除毕业班的老师和学生外，其它的都回家了，我父亲也回家了，因此剩下的人不多。当年我们大家都知道牛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于是老师们纷纷都买了些。学生除象我这样的跟着父亲读书的外，是没有条件做的。于是李锋就和我合伙买了一些。很快牛肉被分完了，卖牛肉的汉子一再地说谢谢。
炖牛肉在父亲住的二楼靠顶的那间房，没有住人，公用的，二层的老师们都到这个房间炒个菜什么的。记得班主任袁振山老师也在炖牛肉，他给予我们一些指导，而且提供了一些作料。炖牛肉的炉子是那种烧柴火的，我们收拾停当之后就到父亲的房间看书，不久就闻到了牛肉的香味，很快弥漫了整个楼层。根据大人们传授的经验，牛肉不是那么容易炖烂的，我们也没有管它，继续看书聊天。不一会听到有喊着火的声音，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没有烧完的木料从炉子里掉到楼板上，楼板是木制的，烧了个小洞，好在发现的早，很快就处理了，没有酿成火灾。这下，我们再也不敢疏忽了，小心地照看着，直到牛肉炖好，然后美美地吃起来。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吃牛肉，味道是最美的，虽然是病死的牛，而且差点出大事。当然，书记校长是不知道的，不然批评教育是免不了的。
“土豆炖牛肉”是共产主义的象征，当然还比较遥远；政治老师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之一，它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的。始于70年代末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在逐步形成，当然最终的表述要等到1987年10月党的“13大”由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完成。但我们直接的生活的感受比理论生动而具体，不需要任何的推演和粉饰。
都昌二中周围都是农村，没有城镇，有钱没地方买东西。学生们本来没有什么指望，反正就干萝卜丝了。老师们可就苦了，原先在徐埠中学的时候，虽然学校也比较偏僻，但步行1公里就到了徐埠镇，那个年代集市是没有的，但可能有机会“扫”到一些老乡拿到镇上换钱的新鲜鸡蛋、鱼、菜之类，偶尔打一下牙祭。到了都昌二中，这种机会就比较少了。主席说过：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老师们利用闲下来的时间钓鱼。学校周围是湖泊和池塘，鱼有的是，关键在于钓的技术；当然，得益于需求的驱动，老师们的水平上升很快，据我们的班主任袁振山老师亲口告诉我：即使湖水结冰，只要在冰面上打个洞，他就可以钓上鱼来。因此，故乡的鱼儿啊，你们再一次为老师们，当然也是为我们这些学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学们居然善于在艰苦中找到快乐的法门。比如，有一次两位同学居然比赛谁吃饭吃的快。都昌二中做饭的方式与徐埠中学一样，每位同学自备一个饭盒，放上淘过的米，加水后一起放在一个大蒸笼里蒸熟。到吃饭的时间，同学们排队拿走自己的蒸好的饭。回到宿舍伴上萝卜丝开吃。两位同学的赌资是什么，我不知道，听说他们比赛开始，两人争先恐后，狼吞虎咽，速度不相上下。周围一大群同学围观的围观，做裁判的做裁判。看看都快见底，还是没有分出高下。其中一位同学比较狡猾，看看饭盒里剩下的不多，他一口全塞到嘴里，并宣称自己取得胜利。另一位同学不服，但经过同学们的仲裁，判定前面那位同学取胜，理由是比赛规则没有规定饭必须咽到肚子里。由此可见规则的重要性，当然最后，大家都付之一笑了。
我大概从小体弱的缘故，胃口总是不太好，每每吃不玩父亲给我的定量，虽然在他严厉的监督之下。与我的如狼似虎的同学们相比，真是自惭不如了。总而言之，都昌二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包括老师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快乐着，留下许多有趣的回忆。从现在来看，真有点“共产主义”的精神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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