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杨廷贵”这个名字是在1983年。那时我正念初中，有一次在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县里出的《都昌文艺》，里面有一篇叫《爱，和炭相同》的电影剧本，剧本后面同时刊登了关于作家方方来都昌要把剧本改为电视剧并要拍摄的消息。当时，我是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城竟也有着这么了不起的人物，便记住了“杨廷贵”这个名字。
而认识杨廷贵先生是在十八年后的2001年秋季，那是缘于其弟杨廷松刚调入我校任校长。一天，县里来了几个客人，听人说，是从县文联来的，来我校组稿用于《鄱湖文艺》报，这其中就有时任县文联专职副主席的杨廷贵先生。惊喜交加，吃饭的时候，我很有些结巴地向他敬酒，并说了十几年前读《都昌文艺》的事。他很爽快地应了我的敬酒，并很谦虚地说，徒有虚名徒有虚名。说着，很认真地听着别人对我的介绍。
杨廷贵先生早就属于都昌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而且大力扶持过一大批文学青年，就是好几个已经走了出来的作家都受过他的指点，他在市里、省里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我早就想拜访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只是一直没有引路人而不得如愿。因为我热衷于小说创作已经多年，只是一直苦于没有人指点而鲜有收获。现在好了，机缘终于来了，我赶紧说，杨主席，我想专程去拜访你一次。他说好，欢迎。
几天后，我央了杨廷松校长带我去拜见杨廷贵先生。在他家里，我把一袋手稿给他看。他很小心地翻了翻，说先放我这吧，等我慢慢拜读，再回你话。
我知道杨廷贵先生很忙，所以我料定他的回话要过很长的日子。不想，不到半个月，他就回了话。那一次他又来到了我校，并专门把我叫到一块，很认真地说，你的小说我看完了，文字驾驭能力和材料组织能力很强，这在乡下的作者里是不多见的，只是．．．．．．我很紧张地等他的下文。他却没有接着说，而是问道，你读过鲁迅先生很多作品吧？又说，讽刺的东西太多。我知道他这是批评我的文字，而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暗说，鲁迅先生的东西不正是因此而名扬天下么？讽刺有什么不好，社会、人性确实有着许多灰暗的地方呀！不应受到批评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便没有再往下说，只是说，多看些名著吧，比如巴金的，比如国外的。
大约是2003年冬季，跟杨廷贵先生还有青年书法家吴德胜先生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说到了我的小说创作和书法创作，而且，他们说不到几句说话锋一转，很尖锐地批评起我来，批评我的自以为是。当时我很是吃惊，不过却没有生气，而是很认真地聆听着他们的批评。事后不久，杨廷贵先生和吴德胜先生都谈到这一次对我的批评，说他们事后担心我是否接受得了，并说他们是在饭前就商量好了的要激我一顿的。我很感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我竟让两个名家如此操心。
然而，尽管杨廷贵先生的良苦用心，我还是没有悟出文学创作的堂奥和文学作者应取的创作方向。终于在后来一次的酒席上，杨主席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出了作家就是要在屎里头寻豆子的话，并进一步述说了一个作家就是要努力发现和彰显好的东西。我的心里一动，赶紧说，是不是跟沙里淘金一个道理？杨廷贵先生说正是。我大喜，“屎里头寻豆子”在我们这里本是句骂人的话，是说故意找碴，而在他的释说中却荃释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职责，那就是要表达人性的善良、要关心弱势群体。而我先前的东西恰是取了这句骂人话的本意，我的小说就是找碴的，找人性的，找社会的。也因了他这句“屎里头寻豆子”，先前看过的、半懂不懂的一些文学创作理论的文章，此刻理解起来豁然地亮堂了。
就是这一句“屎里头寻豆子”，使我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截然相反地修正了以前的文风，同时，也有了收获，接连有小说在报刊杂志发表。我把我的收获报告给杨廷贵先生，他很欣慰地笑了。
杨廷贵先生一直热衷于文学创作，从文联退居下来后一直在家闭门创作，很少见客，也曾听说不少人在他那里吃了闭门羹。而我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憾事，每次联系他说想去他那里坐坐，他每次都是很爽快地应允了。他也说过，有不少的没事找事扯的人在他那里碰过钉子。不过，他说，你来我是来之不拒的。我很受感动，有一次我问他，主席，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呢？他笑，说，我们是先一世拜得年好。我很感慨，说要是早十年二十年认识你就好了。他笑，说现在也不晚。在他那里，我们围绕着文学、社会、人生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有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两个人从上午九点谈到午饭时，之后是边吃边喝边聊，一直到了黄昏才结束。告辞时，我说真希望每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他说，有空就过来。
尽管有他这句话，我还是去得很少，我怕打扰他太多，有一次就是因了我的造访而让他把给别人出书写的序重新写过了。可是，时间久了，他总会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他总是戏称我“日本鬼子”，说，日本鬼子，好久没有见过面了。我说我怕打扰了你。他说你不要担心那么多嘛，想来就来。又说，对你，我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
去年10月份，在县里遇到杨廷贵先生，因为已近中午，他硬是扯我在一起吃饭。不想，这一次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冬天的一天，突然听说杨廷贵先生患病去了西安治疗。愕然之中，赶紧拔他的手机，可是，他的手机关机。直到年关，我也没有拔通过他手机。后来，是在网上通过李志强先生了解到杨廷贵先生的一些情况，说他在西安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我的心里略略好受了些。
今年4月里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掏出一看，是杨廷贵先生打来的！赶紧接通，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的声音表现得很好，跟以前一样爽朗，说已经恢复了。我说想去看你。但是，他第一次回绝了我，说不要来了，又说，我很好，已经恢复了。我的鼻子很酸，我知道他是安慰我的，因为根据了解，他的情况并不如他说的那么乐观。
也没有想到，这一次通话竟成了我们永远的诀别。
7月13日上午，李志强先生打来电话，极为沉痛地告诉我：主席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我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火速赶到县城，跟文友李志强、詹双喜、何明川、邱林，还有詹幼鹏先生一同去到杨主席家。眼前，是先生神采照人的大照片。然而，照片后面却是呆呆的冰棺。此情此景，怎一个，痛字了得！
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有人批评杨廷贵，说他怎么好骂人，我也曾亲身感受过他骂人的言辞，而且很尖刻。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周身的光环，追悼会上，那如织的吊唁人流，还有那抹不清的泪光和撕人心腑的泣声，就是最好的辩说。
可以这样说，在都昌文艺界，不知道杨廷贵的是孤陋寡闻，没受过杨廷贵指点的是一种莫大的缺憾。虽然我跟他的结识姗姗来迟，但是他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除了文学方面，就是我在书法方面取得的成绩，跟他的指点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我曾对他说，我以后称你为“杨老师”吧。他说不好，我不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主席”吧，要不就叫“老杨”。——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
直到现在，我的手机里仍然保存着杨廷贵先生的手机号，因为我一直不敢相信他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然而，事实却是恼人地摆在眼前。时常地，我看着他送我的那幅“无聊话少说见句，有益事多做几件”的楹联发呆，心里惟有不停地祷告着：
杨主席，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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